“槟榔食、药、俗的三重文化属性亦并非一蹴而就。”

——王人正、余新忠：《食、药、俗：传统时期槟榔文化建构的“人地互动”过程》，《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页134-145。

本期评议：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

自今年8月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周一期，每期推选两篇。每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第8期。本期所摘选的是一篇中国社会史研究文章，作者王人正、余新忠以“人地互动”的视角回到历史中考察了槟榔文化。言及槟榔，我们不会陌生。在我国湖南、海南、台湾和广东等地，嚼槟榔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活方式。在餐馆、公交、公园等场所，嚼槟榔者随手拆开一盒槟榔，掏出花生壳一般大小的干燥果实开始悠闲地嚼。多年来，人们围绕槟榔上瘾隐藏致癌风险等问题，一时掀起禁止槟榔买卖的热议。槟榔确有诸多缺点，为何至今广受欢迎？两位作者从槟榔作为口食之物、药材和礼果等三重角色讲述了其文化形成及演变过程。

以下内容由《广东社会科学》授权转载。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王人正、余新忠

电视剧《征婚启事》（1998）剧照。

近年来，在嚼槟榔（槟榔：Arecacatechu L）致癌宣传口径影响之下，各地均出现不同程度抵制槟榔消费的浪潮，有甚者更以取缔、下架等武断行为干涉市场，希望从市场消费层面消除这一社会恶习。诸此市场干涉、消费抵制之行为，却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槟榔消费市场之巨，亦不得不让人省思为何这一品像不算佳、味道不算好的果实在注重口欲的现代饮食环境中仍拥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嚼食槟榔并非今时今日之风，在传统时期，槟榔食俗曾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地区。当下有关槟榔文化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关注于槟榔礼俗建构问题，以及槟榔礼俗与食俗的传播及其文化内涵之探讨。

就笔者目力所及，在与槟榔相关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尚未有以人类文化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角度切入对槟榔文化属性的形成机制做讨论者，学界对槟榔文化建构过程中“人地互动”的因素仍有所忽视。所谓“人地互动”，指的是在人类改变、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环境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相互联系、影响与作用的过程。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作物，槟榔自传入中国始便被赋予多样化的社会属性——人们日常咀嚼物的口实之物、诸方入药的药材及社会风俗中的礼果。槟榔社会属性的多样化，源生于槟榔的文化独特性。而这一文化特质既是槟榔内在属性的赋予，也是“人地互动”下文化建构的结果。故此，本文尝试以“人地互动”为视角切入，对槟榔文化属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加以考察，并尝试对其作出不同于往的解释。

一、槟榔食俗的地域分异特征及其与环境的依存关系

《汉书》（全十二册）

作者：[汉]班固

注释：[唐]颜师古

版本：中华书局 1962年6月

作物之槟榔主要生长于北回归线以南较为温暖的丘陵山地，海南、台湾二岛是其主要产区。汉籍有关槟榔之记载，则最早见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之句，颜师古注曰：“仁频即宾桹也”此处“仁频”即为槟榔之别名。

《三辅黄图校释》

作者：何清谷

版本：中华书局 2012年12月

而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破南越国后曾移槟榔百余株植于扶荔宫内以做观赏，并无作物之价值，后因气候不适扶荔宫内的槟榔大多枯萃，故俞益期有槟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殖（植），必当遐树海南”之语，此后在诸文献中未再见有第二例北植槟榔之记载。《三辅黄图》所载说明其时岭南一带已有槟榔。在滇南一带也有零散的槟榔种植。李昉《太平御览》引《云南记》云：“云南有大腹槟榔”。《蛮书》亦云槟榔、荔枝、椰子诸树“永昌、丽水、长傍、金山并有之”。海南岛则长期是槟榔的主要产地，《岭外代答》：“槟榔生海南黎峒”。在宋代流贬海南仕宦的诗文中，槟榔已成为海南岛的地域意象。苏轼的《食槟榔》诗及李纲《南渡次琼管》的诗序中，均对海南岛广植槟榔的景象有所刻画。宋时槟榔甚至成为海南岛对内陆的贸易大宗，每年远输闽粤等地的槟榔以千百万计。

《舆地纪胜》（全八册）

作者：[宋]王象之

版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

历史上作物槟榔的种植北界基本未过长江以北。作为亚热带植物，槟榔的生长对光热条件要求较为苛刻，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的气候不适宜槟榔的生长。槟榔生存环境的局限性，使传统时期的槟榔食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出产槟榔的岭南地区，槟榔为寻常人家之“常饵”，郑刚有诗云：“语言混杂常嗫嚅，怀袖携持类饕餮”，描写了海南人滥食槟榔之俗。范成大游历交广时，也曾将驿道上随处可见的血色槟榔渍误认成血渍。产地优势支撑了当地槟榔的常民消费，在广东南海，人们“常啖槟榔，日数十口”。但槟榔食俗亦非岭南所独有，《岭外代答》云：“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舆地纪胜》也提到泉州人有以槟榔代茶之俗。六朝时口实槟榔之风在江南士族间甚至有过短暂流行，诸如刘穆之乞食槟榔、任昉父子“性重槟榔”，以及萧嶷命其子以槟榔施灵、事祭等事例，均说明其时江南士人群体间已有食槟榔之俗，故郭硕以为南朝时江南食槟榔已由“异俗”转为“吴俗”。而检诸史籍，却未见有江南寻常百姓食槟榔之记载，说明南朝时江南啖食槟榔者或多为士族之流。

电影《青槟榔之味》（2006）剧照。

为何六朝时江南槟榔食俗未下移至寻常百姓中？中国内陆所流通之槟榔主要以海南槟榔为主，《岭外代答》云：“（槟榔）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海运为其主要的运输渠道。在宋代，往来于海南泉州之间的泉州商船，多于正月从泉州出发至海南，五、六月回港，如回泉商船载有新鲜槟榔，则于四月回港。槟榔贸易成为其时琼州重要的经济来源，以至于有“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之说法。槟榔虽非难运之大宗货物，但跨海转输所费之人力、物力、税收等均是槟榔贸易所附加之成本，加之槟榔由闽广两地转输江南又需经过漫长的陆路运输，所费必然不低。此外，崇奢之风盛行的六朝社会环境也是口实槟榔在江南仅在士人群体中流行的重要原因。六朝时槟榔由于不可北植加之北输成本过大，长期被北方统治者作为赐物赐予士人，沈约便曾获赐交州槟榔千口。而在六朝士人的表启中，亦常见谢赐槟榔之启，如王僧孺有“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庾肩吾有“谢赉槟榔启”、“谢东宫赉槟榔启”等。

《全梁文》

作者（辑）: [清]严可均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9年10月

在殊域方物及誉赏赐物双重身份的作用之下，槟榔在崇尚奢靡的六朝士人群体中成为奢靡之物。江南士人群体中口实槟榔之风也隐约形成一种消费分级，这种消费分级也可被视为区分士人与庶人的另一标志，作为常民的庶人也自然被排除在槟榔的消费者之外，故在六朝时江南的槟榔食俗未能下移成为寻常百姓的口实之物。延至宋代，江南士族食槟榔之风气逐渐偃息，在其后的史料中亦鲜见江南有人食槟榔之记载，故郭硕先生所言槟榔已为“吴俗”应为“吴地士人之俗”更为贴切。

台湾食槟榔之俗的相关记载则最晚出现在明末，这与当时漳、泉、潮等地移民台湾的活动有关。进入清代以后，湖南、北京等地亦有槟榔食俗的零星分布。湖南槟榔食俗以湘潭为盛，乾嘉时期槟榔开始成为湘潭人日常消费的口实之物，并在其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随乾嘉湘粤商道的兴起得以实现在地化。

在北方，则以北京的槟榔食俗最盛。清中期北京的士人群体间已有槟榔包流行。清朝皇室亦多嗜好槟榔，嘉庆皇帝即有口实槟榔的习惯。但同样受限于槟榔的非土产及远离槟榔产地等因素，清中期北京的槟榔礼俗只流行于社会上层阶级，直至近代交通网络的逐渐形成方开始出现下移。《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有“卖槟榔图”，其释画文字曰：“其人用柜笼内装安南、海南槟榔，沿街售卖，每枝用剪夹碎数个，零星食之”，说明清末槟榔已出现在北京的市井消费之中，且多由海南、越南等槟榔产地输入。

《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版），清代，卖槟榔图。

虽至清末南北方均有槟榔食俗的零星分布，但在现代食品工业技术介入前，槟榔食俗地域分布在总体上是趋向萎缩的。晚清以后槟榔食俗在闽粤地区已逐渐淡化，北京啖食槟榔之风俗亦在清朝覆灭后逐渐消亡。食槟榔之北界一度收缩至湖南湘潭。而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介入，除海南及台湾等少部分地区外，传统口实之槟榔已被经工业加工的风味槟榔所取代，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势也使得风味槟榔得以风靡全国。作为槟榔产地的海南、台湾，居处热带、湿热的生存环境使部分人仍乐于嚼食新鲜槟榔以消食、提神，槟榔的致瘾性也使嚼食新鲜槟榔之俗得以在二地存续。因此海南、台湾仍流行以篓叶、石灰佐食新鲜槟榔的传统。

地理环境限制槟榔在江南的种植，进而过滤了槟榔的消费群体，使产于闽粤的槟榔转输江南后只能成为六朝时期士阶层的口贻之物。相比之下，在盛产槟榔的闽粤等地槟榔却是日常咀嚼之“常饵”。而在湘潭，槟榔食俗则因清代商路的繁荣及密集的商业活动逐渐流行，虽不出产槟榔，但地理区位的优势使槟榔食俗很快普及。得益于运输条件的改善、商业贸易的逐渐繁荣以及南北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清代晚期北方槟榔食俗也逐渐下移至平民中。

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描绘的清代中国槟榔小摊。

至现代，在食品工业技术的介入下，工业化生产的零食槟榔以其易于携带、保存、口味丰富及能提振精神的特性，成为诸多高强度劳动人群的嗜好物，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从而突破了环境因素对槟榔食俗的限制。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槟榔消费模式，人与环境的互动也在这一差异中得以彰显——不同地域环境导致槟榔消费人群出现明显分异，进而影响着不同地区槟榔的消费规模。同时也说明槟榔的消费对环境有高度的依赖性，其消费规模与消费的持续性均受其生存环境的影响而出现较为突出的地域性特征。

二、影响槟榔药用知识及“食槟榔御瘴”认知形成的环境因素

《异物志》内页。

杨孚《异物志》有“（槟榔）剖其上皮煮其肤，热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榖。饮啖设为口实”之语，说明其时岭南人已认识到食槟榔有下气、消食、祛虫之效，岭南、江南之人嚼食槟榔或与这一功效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历有“药食同源”之传统，槟榔不仅是“口实之物”，更被尊为四大南药之首，其入药之始可追至东汉末年。东汉时张仲景《金匮要略·杂疗方》有“退五藏虚热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以大腹槟榔四枚入药。

《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

作者：[唐]苏敬 等

版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9月

以“杂疗方”为发端，后世的本草、方书中亦多以槟榔入药。三国时李当之将槟榔列入《药录》中，称之为“槟门”；至隋唐，槟榔已被《新修本草》所录，列为木部中品，为官方所背书。延至宋代，以槟榔入药大有井喷之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便有30方以槟榔入药。同时期的其他医书，诸如《幼幼新书》《钱氏小儿直诀》《苏沈良方》《博济方》《证类本草》《传信适用方》《济生方》《仁斋直指》《急救仙方》《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亦多见以槟榔入药。以《和剂局方》为例，其以槟榔入药之方，可以分为“下气”“祛风”“补虚损”“治积热”四类。其中以“下气”之方居多，共计录有“安息香圆”“丁沉圆”“和胃圆”等15方，其余15方则以退积热、下腹胀、祛风、祛虫以及补虚损为主要对症。

实际上，汉末医家对槟榔之药性便已有所总结，《名医别录》云：“槟榔，味辛，温，无毒。主消榖（谷），逐水，除淡辟，去伏尸，治寸白”，后世以槟榔入药之方亦大多未跳脱出这一药性之总结。

唐宋时在针治疮类的药方中，亦频见以槟榔入药。《外台秘要》录有一方，以槟榔仁入药治金疮、炙疮、火烧疮等。另有《外科精要》中的“圣效散”“生肌散”，《卫济宝书》中的“生肉膏”“麝香膏”“白槟榔散”等方，均以槟榔入药。《黄帝内经素问》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主血脉，属火。又云：“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王冰注曰：“营逆则血郁，血郁则热聚为脓，故为痈肿也”，认为疮肿多为营气逆转、血气积郁所致。而传统医学理论又认为槟榔有下气、补虚之效，此应为上举治疮诸方以槟榔入药之缘故。约至唐中后期，槟榔又被层累上祛瘴之效。《外台秘要》录有“木香犀角丸方”，以槟榔入药，言常服可以“防诸瘴疠及蛊毒”，其后在《苏沈良方》《传信适用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纂要》《瘴疟指南》等医书中亦常见之。郑全望认为，以槟榔入药治瘴是因其能“下滞气，消积，利痰”、“坠气”，其对证原理为“下气”。

《〈外台秘要方〉校注》

作者：[唐]王焘

注：高文柱

版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1月

槟榔还频繁出现在宋代治脚气之方中。《仁斋直指》“脚气证治”中收录有脚气、脚痛50余方，便有13方以槟榔入药。“脚气”之病名，始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所录“乌头”“矾石”二汤。葛洪认为“脚气病”先起于岭南，后于江南流行。巢元方则认为，“脚气之病，由人体虚，温湿风毒之气，先客于脚，从下而上，动于气，故名脚气也”，并将脚气病与岭南、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相关联。唐代孙思邈亦认为脚气多为感“风毒”所致。至宋代，董汲进一步提出干脚气“风毒在络”、湿脚气则“湿毒在经”，仍将脚气与风毒相联系。脚气之疾为风毒相染之疾，联系《和剂局方》有以槟榔入药祛风，宋时以槟榔入药治脚气亦有逻辑可循，故李时珍以为槟榔有“除一切风、下一切气”之功效。

《本草纲目（校点本）》

作者：[明]李时珍

版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11月

而食槟榔可以御瘴之认知，则最早见于前举郑刚中赋中“邦人低颜为予说，浓岚毒雾将谁当”之句，此处“浓岚毒雾”即为瘴气。稍晚于后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有交趾食槟榔御瘴之事： “（食槟榔）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为有关食槟榔戒断反应的最早记载，同时也说明交趾人在宋时已口实槟榔以御瘴。罗大经《鹤林玉露》亦云：“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此为罗氏在岭南的所见之闻，进一步说明口实槟榔可以御瘴之认知在岭南早已有之。在古代医籍中，“瘴气”一词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出现，而将瘴气与岭南相关联则始于隋唐时期。诸医籍对瘴病理论化的推动，无形中将岭南与瘴病相联系。巢元方认为瘴病“生于岭南”，皆为岭南“山溪源岭嶂湿毒气”之故。随着瘴病被烙上地域风土之病的印记，岭南瘴病之区的形象在隋唐时期流官及贬仕的知识传布下越发深刻。

电影《阿婆的槟榔》（2017）剧照。

在岭南瘴区地域形象的人为建构之下，刻板化的地域形象促成槟榔与瘴病的关联。食槟榔是为御瘴这一认知亦是在这一关联出现之后，在槟榔入药御瘴与岭南瘴区形象刻画的双重作用下形塑而成的。至于六朝时江南士人对食槟榔之认知，则只停留在下气、消食之上。如前举刘穆之向其妻江氏兄弟乞食槟榔时，江氏兄弟就曾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这一认知基本未出前举《南方草木状》等地理专书所记食槟榔功效之右。而由于槟榔食俗的传播对商路有较强依赖性，使得这一食俗极易因商路的中断而出现断层，唐宋以后江南再无食槟榔之俗或与这一因素有关。

江南槟榔食俗在唐宋时期的中断，使江南士人对食槟榔之功效也只能停留在消食的认知上，稍晚于后出现的“食槟榔御瘴”之认知亦未出现在六朝时江南食槟榔士人群体中。早于汉晋时，医家已开始以槟榔入药，并有槟榔具下气、消食功效的总结。唐宋以后以槟榔入药普遍存在于下气、祛风、御瘴诸方中，这为后来岭南人食槟榔御瘴的认知做了铺垫。今人研究也表明，槟榔至少含有槟榔碱、槟榔次碱、去甲基槟榔碱、去甲基槟榔次碱、异去甲基槟榔次碱、高槟榔碱等六种生物碱。槟榔碱对神经系统能产生刺激作用，使人产生快感，增加唾液分泌及促进胃肠道蠕动，促进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传统医书中关于槟榔下气、消食功效之总结。

当自然环境给人体造成的反馈与槟榔入药所针对的疾病特征相同时，原本就是口实之物的槟榔便被赋予“卫生”的内涵。咀嚼槟榔能增加咀嚼者的愉悦感与满足感，而停止咀嚼则会使咀嚼者出现情绪波动，影响咀嚼者的精神状态，因此长期咀嚼槟榔会出现耐受、渴求及戒断等症状，容易对槟榔产生物质依赖。在“卫生”与咀嚼成瘾的共同作用下，啖食槟榔成为岭南地区一种普遍的饮食习惯，这一饮食习惯的出现也是槟榔习俗形成的关键。此外，槟榔入药的药用倾向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槟榔初入药仅有下气、消食、祛虫之效。随着唐宋以后医家们对风土性疾病的日益关注，循着“下气”“祛风”的对症思路，以岭南方物槟榔入药对治岭南的风土性疾病瘴病、脚气等，逐渐成为医家们的普遍共识，这也导致了唐宋以后槟榔在对治瘴病、脚气方剂中的普遍出现。从槟榔入药下气、祛风到御瘴，再到口实槟榔御瘴知识的形成，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岭南人根据所处环境所作出的文化及生理性选择，也是在隋唐时期岭南瘴区地域形象刻板化后所形成的认知。这一认知既是人类身体对自然环境感知的结果，也是环境对人类文化行为的塑造过程。诸此种种，均体现了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人类行为的“被形塑”过程。

三、槟榔礼俗的俗态表现及其人地建构过程

《通典》

作者：[唐]杜佑

注、校：王文锦等

版本：中华书局2016年4月

槟榔食俗是槟榔礼俗形成的基础，药用槟榔及食槟榔御瘴知识的传播则又是槟榔礼俗得以扩散的关键。现存文献有关槟榔礼俗之记载，最早见于《南方草木状》卷下引《异物志》之文：“（槟榔）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之语，此处以“婚进槟榔”为林邑之俗。其后杜佑在《通典》中也提到“哥罗国”婚俗“嫁娶初问婚，惟以槟榔为礼”，记载的也是域外之俗。至晚到宋，槟榔已渐为“华俗”，如陈景沂《全芳备祖》载南中风俗“男聘女必以槟榔盘为礼。宾客会见必先进槟榔，若不设用，相嫌恨”；宋人吴潜谪寓循州时，曾作有“巫医治病术为药，礼聘槟榔敬作茶”之句，亦是对循州民俗中礼聘槟榔之俗的描绘。

从俗态上看，“聘用槟榔”应是槟榔礼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在明清时期的两广地区较为常见。如广西的上思州“婚不用媒，聘用梹榔”，象州“问名、纳采、请期皆用槟榔”；广东的南雄府“婚娶槟榔为礼”，惠州府“婚礼，旧聘定用槟榔”，潮州府“喜食梹榔，嫁娶以之为礼”，槟榔均在婚聘中扮有重要角色。此外，其时诸如广西的富川县、平乐县、恭城县、武宣县、北流县，广东的雷州府、电白县、灵山县、增城县、阳江县、广宁县、化州、封川县、花县、新会县、香山县、德庆州、茂名县、吴川县、清远县、信宜县、阳山县、恩平县等地，也有聘用槟榔之俗。

描绘云南少数民族采摘槟榔的（清代，创作者不详）《采槟榔图》局部。

到了近代两广食槟榔的人口基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以槟榔行聘之俗在两广地区也已逐渐消逝，但在海南仍有其遗俗，时至今日在海南部分市县问名、行聘仍被称为“问槟榔”或“挑槟榔”，槟榔仍担礼果之任。作为礼果的槟榔还频繁出现在丧葬活动中，如云南腾越以槟榔、芦子款吊客；广西北流丧礼以“槟榔香烛相慰问”；广东澄海庆吊往来亦用“槟榔蒟叶”；在福建泉州，“闾里朋友，吉凶庆吊，皆以槟榔为礼”；在海南岛部分市县，槟榔在丧葬活动中至今仍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婚俗还是丧俗中，槟榔大多为宴客之礼果，成为不同群体活动场合中的“共享物”，正是槟榔的共享性奠定了槟榔礼俗形成的社会基础，此为槟榔“俗”之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后随着湖南湘潭等地嚼食槟榔人口的不断增加，槟榔也逐渐融入湘潭人的礼俗之中。如在春节湘潭人拜年会敬槟榔，婚礼中槟榔也会扮演礼果的角色，在诸多礼仪场所中槟榔都被作为敬送客人的礼果，这与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槟榔礼俗有着很高的相似度。

《八闽通志》

作者（修纂）：[明]黄仲昭

版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槟榔食俗并不能与槟榔礼俗划等号，槟榔礼俗更突出槟榔作为礼果的文化功能，在礼俗中的槟榔是仪式的参与者，作为食俗的槟榔仅是人们的口实之物。风俗是依靠传统力量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行为方式，槟榔礼俗的形成同样存在着这样一股“传统力量”。

《文化论》

作者：[英]马凌诺斯基

译者：费孝通

版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

当一个社群存在着共通的饮食习惯时，这一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社群大多数成员行为方式标准化的驱动力，槟榔礼俗的形成正是受到这样的社群习惯所驱动。由于岭南及西南部分地区出产槟榔，槟榔作为祛瘴御瘟的口实之物，在瘟瘴横虐的特定环境中“递送槟榔”逐渐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并赋予槟榔“共享性”，而这一“共享性”正是建立在人与环境互动的基础之上。

槟榔的共享性使其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中的“社交共享物”。岭南槟榔礼俗的形成存在一个明显的内驱力——即人们出于抵御瘟瘴侵袭的需要啖食槟榔以“卫生”，这是在宋代口实槟榔能御瘴的认知推动下形成的“个体自觉行为”。而当这一“个体自觉行为”演变为“集体自觉行为”——社会的“大多数”都对口实槟榔能御瘴有认知时，槟榔礼俗便产生了。

这一逻辑亦能解释湖南湘潭等地区槟榔礼俗的生成。有关湘潭槟榔食俗的形成主要有战乱瘟疫说、药材市场说、风水说及槟榔仙说四种说法，其中战乱瘟疫说、药材市场说与槟榔仙均与瘟疫的流行有关，这说明湘潭人食槟榔极有可能是为抵御瘟疫的侵害，因此紧邻岭南、背靠商路等优势使湘潭人食槟榔更为普遍。更为普遍的消费人群使槟榔也逐渐成为湘潭人的“社交共享物”，食槟榔、“递送槟榔”逐渐成为不同社交场合中的“集体自觉行为”，并融入到当地的礼仪活动之中成为礼果，从而在当地形成槟榔礼俗。其生成逻辑与岭南地区槟榔礼俗的生成并无二致。

1989年央视春晚，民歌《采槟榔》（张也演唱）画面。

受限于槟榔之非土产，江南地区啖食槟榔的群体只局限于社会少数的士族阶层，啖食槟榔的风尚未能形成相应的群体性基础，六朝时江南士人对食槟榔的认知也仅止步于下气、消食，加之宋以后江南食槟榔之俗已然偃息，促成槟榔礼俗的内驱力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何江南地区有啖食槟榔的风尚，却未见有槟榔礼俗之缘故。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未能实现土产的槟榔只在北京少数人群之间流行。清末交通条件的改善，使槟榔食俗在北京出现下移的趋势并有了一定的社群基础时，北京食槟榔之俗却又在革命的浪潮中被摒弃，方兴未艾的槟榔食俗尚未形成“集体自觉行为”并进入到礼仪之中前便随着清王朝的覆亡而消逝。

相较于槟榔礼俗，槟榔食俗的分布更广。历史时期的槟榔食俗南北方均有分布，今天的槟榔食俗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但槟榔礼俗却仅在海南、湖南部分地区有所分布。槟榔礼俗的形成，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人类与生存环境互动后做出的文化反应。但并非食槟榔者众，槟榔礼俗就能产生。在食品工业化的助推下，口实之槟榔已褪去其传统形象，以丰富的口味、花哨的包装成为能与香烟相伉的国民“零食”，口实槟榔者各地遍布。

20世纪30年代，越南，阮潘正《槟榔小贩》局部。

在国内外，大量高强度劳动力人群也成为槟榔消费的主力，国内坊间甚至有“槟榔配烟，法力无边”之俗语，国内的槟榔产量甚至已不足以满足国人的消费需求，槟榔的消费早已以另一种形式跨越传统时期地理环境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人群中会再次出现槟榔礼俗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当下的槟榔消费行为仅是将槟榔作为能提振精神、驱散倦意、带有生理刺激作用的嗜好品，槟榔也已成为现代食品工业加持之下的口贻零食，口实槟榔的目的不再是为抵御瘴气侵害的卫生之举，在现代医学的语境下槟榔甚至被认为是有害人体健康的致癌物。

此外，现代槟榔消费人群的性别失衡也是槟榔难以进入社会礼俗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在盛食槟榔的湖南长沙、湘潭，在两地城区居民中，男性咀嚼槟榔的比例76.7%，女性为56.2%，而在所调查的男性样本中经常嚼食槟榔人群占比为31.4%，女性样本中这一比例仅为6.7%，远低于男性。在我国台湾，2018年台湾全省18岁以上嚼食槟榔的男性比例为6.2%，女性仅为0.2%，远低于男性；40—49岁这一年龄段嚼食槟榔人口的比例最高，为5.4%，其中男性占比为10.7%，女性则为0.2%，差距更为明显。

电视剧《征婚启事》（1998）剧照。

据笔者观察，在日常生活中嚼食槟榔者亦多为男性，多数女性也会因为现代审美对皓齿的追求而拒绝嚼食槟榔，甚至还对男性嚼食槟榔心生厌恶。其他地区的虽未有相关统计数据，但情况应该是近似的。槟榔消费人群的性别失衡意味着食槟榔并非社群共通的饮食习惯，因此缺少大部分社群成员行为标准化的驱动力，槟榔也便难以再融入现代礼俗之中。换言之，槟榔食俗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槟榔礼俗却正在走向衰亡。

毫无疑问，传统时期槟榔礼俗的产生及衰退是与环境变迁密切相关的。

以岭南为例，清代以前的岭南处瘴域之中，具有祛瘴功效的槟榔很快便成了岭南普遍流行的口实之物。消除瘴病的关键在于对孳生瘴病地理环境的改造，元明以后随着岭南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在南迁北人的改造之下，岭南的自然环境已大为改善，明清时期气候的干冷趋势也使岭南孳生瘴病的湿热气候环境发生了变化，清代以后岭南的瘴域已大部分消退。加之近代西医药的传入，槟榔、篓叶等传统预防瘴气的本草逐渐为奎宁、枸橼酸哌嗪、青霉素等高疗效且成本较低的祛虫、抑菌药物所取代，使岭南人再无啖槟榔以御瘴之必要，啖食槟榔的人口也随之锐减。嚼食槟榔在群体结构上因此出现偏差，不再具有全社会层面的普遍性，槟榔礼俗也失去“集体自觉”的土壤。

加之传统风俗在现代的“大迁变”，使得原本流程繁琐的婚嫁、丧葬等习俗逐渐简化，槟榔难以再进入社交属性更强的婚丧礼俗中，在传统嚼食槟榔地区的婚礼中六礼的完全简化，使以槟榔行聘早已成为过去式，如此一来传统时期加诸于槟榔的种种内涵逐渐被剥离，其背后的“人地互动”因素也逐渐淡去，故而槟榔礼俗丧失足以支撑其在岭南保持存在的必要社群基础，这也是近代以后口实槟榔之俗与槟榔礼俗在岭南消退原因之所在。

四、结语

槟榔文化属性的生成与嬗变，本质上是人与环境的互动在历史时空下的文化演绎过程。槟榔食、药、俗的三重文化属性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人类活动与环境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在经历了“自然之物”向“文化之物”的社会化转变过程后渐进形成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在特定自然环境中进行的生存调适与文化建构的过程。

槟榔食之属性的形成标志了槟榔作为一种能够下气、消食的类兴奋剂的热带果实被正式纳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场域中，这是人类在生存环境适应过程做出的经验选择。但最初槟榔仅是因其能在暑湿的岭南环境中提振精神而成为岭南人的日常咀嚼物，后随着南北方物质与知识流动的日益频繁，食槟榔之俗也在有关岭南的风物记说及中医药知识流布的推动下得以外扩。但又因槟榔生长环境的制约，槟榔食俗只能在六朝时期的江南士人群体与清代贵族间出现短暂流行，近代以后因食品工业化的发展则使槟榔食俗成功突破环境因素囿限。

槟榔入药则是槟榔的文化意义由经验性的实践向制度化的知识转变的表现。在各类方书、本草的传播下，槟榔的药用知识得以体系化，但在对症上仍难摆脱以方物对治风土之疾的理念主导而成为对治脚气、瘴病之类风土疾病的效药，人类以对槟榔的系统性的认知应对其生存环境所带来生理困境。槟榔入药的同时也强化了其物质价值，并为其礼俗化提供了认知前提及合理性。

相较于槟榔的食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槟榔的礼俗化更能凸显在槟榔文化建构过程中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槟榔礼俗的生成并非简单的人际复制或仪式模仿即可习得。自然环境决定了槟榔可得性的难易程度及其消费的受众面，正是因为槟榔在岭南在地可及，促成了社群中槟榔食俗的广泛出现及其社会共享价值的形成，进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槟榔礼俗。槟榔礼俗并非文化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是基于环境适应需求的集体消费行为的同质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建构行为。虽然在江南及北方部分地区均短暂出现过槟榔食俗，但由于缺乏槟榔消费的同质化，槟榔礼俗并未能在上述地区生成，更不会出现对岭南等地槟榔礼俗的模仿行为。

人与环境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塑造不仅反映在人对自然环境做出的各种“应激”反应，更深层次地，还会对人类的社会文化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人地互动”并非单纯的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影响，是人类依据自身生存环境所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及这一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藉由“人地互动”视角，对槟榔文化属性所行之解构，使我们既能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形塑功能，也能窥见人类文化活动中人与环境的角色扮演。而利用“人地互动”的视角观察人类的文化行为，在突破既有的、循着单一思维方式推定文化行为模式的旧有逻辑的同时，也能发现过往被忽视的细微面向。

【文献出处】王人正、余新忠：《食、药、俗：传统时期槟榔文化建构的“人地互动”过程》，《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页134-145。

作者/王人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研究生）、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评议/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