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那片广阔的戈壁上，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第一次中国氢弹试爆成功了。很少人真正明白，这背后，轰-6甲的飞行员们，不仅要把氢弹精准投下，还要在极短时间内拼命逃离危险区域。45秒，看着简单，却是生死分界线。

对于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家里只有收音机的时候，一条短波新闻就能让全国沸腾。但真正细思，这45秒的逃生，是技术、人和环境一起决定的结果。也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那些战斗机和飞行员才如此让人佩服。

“氢弹投下去，飞机得在45秒内离开45公里的死亡圈”。当时中国使用的轰-6甲，是按照苏联图-16的模板造出来的。国产后，为了能挂更重的弹，干脆把机腹雷达拆掉，争取更多载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很实用的改动，减少了20吨重量，让这飞机每分钟能爬升12米、载弹量可达9吨，为氢弹空投创造了条件。那时候为了最大化任务成功率，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统统舍弃，就是一种纯粹的选择。

氢弹本身非常重，9吨，有个降落伞，当时设计成投下不是垂直自由落体，而是缓缓下降。“这个降落伞设计，为飞机多争取了十多秒的逃生窗口”，实际动作就是飞行员丢弹后拉高、全油门加速，利用惯性和高度迅速远离爆点。每秒钟都很宝贵。

飞行员徐克江，1950年就入空军航校，飞行经验超过一千小时，常在重大任务带队。“那次空投，他们都是老飞行员，谁都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也没有任何退路。”预演用的是不含核材料的模拟弹，投弹都是用同样的程序跑一遍，确保每个动作都不会出错。到正式投氢弹时，飞行计划极度精准，包括起飞点、航线、速度、投弹高度、爆炸预定高度和时间，每步都不会多余。

当天早晨，轰-6甲从马兰基地起飞，升到一万米高空，速度拉到900公里每小时。靠近罗布泊时，飞行员将速度降至600公里，开始瞄准。瞄准用的，是光学瞄准仪，精准度很高，确保炸点不会偏差太大。舱门打开，弹体连同降落伞落下去，飞行员立刻拉起机头，猛推油门，最大速逃离。飞机和氢弹分别沿各自的惯性直线跑开，45秒后氢弹爆炸，飞机已拉开二十五公里。

同时有个关键，“高空投弹拉开了垂直差距，氢弹定在两千米爆炸，而轰-6甲是在一万米空中投弹”。这样，爆炸冲击波主要沿水平扩散，飞机利用不同高度逃避了垂直杀伤。

飞机身上刷有白漆，就是为了反射高温和强光，减少辐射伤害。机身内部加固，仪表设备都做了电磁屏蔽，避免核爆电磁脉冲导致仪器故障。这些都是实验总结出来的办法，不像现在有太多理论支持，都是队伍自己摸索着做。

那些年，发动机质量其实不太稳定，轰-6甲的性能也只能算够用。但“飞行员和地面团队一遍遍磨出来的方法，让这架飞机用有限的条件完成了任务”，机组在一段时间里连日准备，包括风向修正、投弹时机、返航路线，最后实际爆炸时，爆点附近风速和风向都测得很准，飞行员动手修偏0。5度，把轰-6甲拉回安全范围。

爆炸后一分多钟，飞机仪表测到的核辐射只让外壳有轻微增温。返航后，滑行、拆卸仪表，地勤还原所有数据。这些信息都验证了轰-6甲的抵抗和逃生能力。

氢弹爆炸威力巨大，是原子弹的数百倍。从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到1965年空投原子弹，接着氢弹试验，轰-6甲都参与了全程。工业基础不足，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用实打实的办法“逐步把中国的核空投技术推向成熟”。

这些事大部分人可能只会在报纸新闻或纪实节目中简单浏览。但回头来看，那一代人不仅是拼技术，更多是在拼命，拼创造力，也是在极端环境下逼出一条活路。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也常会遇到“必须争分夺秒”的时刻。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从不奢求完美条件，能做什么就极致做到最好。就像轰-6甲和徐克江他们一样，是那一秒做对了，才有今天的宽松生活。

有时候遇上难题，咬咬牙坚持一下，也许就能找到那个生路。不妨想想，那些前辈们，是怎样在风沙和高温中跑赢了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