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个书生，年近五旬，却被一纸清廷通缉令逼得连夜收拾包裹，慌不择路，最后钻进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那年是1862年，南方连绵细雨，上海滩的码头上人影幢幢。王韬，这个江南才子，因为给太平军出谋划策被告发，一夜之间成了全城的通缉犯。自此，他背着“通贼”的污名，官路断绝。谁会想到，笔下能刺透世道的“王少堂”，落到如今这副田地？

躲进领事馆后，他其实在墙缝之间睡过几夜，等风声没那么紧，朋友托英国人帮忙，把他护到了港岛。那十七年，大概比他前半生都难。王韬在香港边写边译，办起了《循环日报》。当时港英还吩咐华人不能随便集会，出了新闻、开口批评社会，上头的人就警觉。王韬又不是个省油的灯，偏爱写那些揭官场谎言、谈打开洋门的事，自然屡屡被举报。可他越管越有性子，后来还把报纸送去日本。没想到，几年后，日本的学者、官吏还真有看懂中文的，转来信请他东游，说是切磋学问，谁知故事从此走上另一番滋味。

听说东瀛风物新鲜，王韬倒也跃跃欲试。其实，那时候上海已经有日本航班，每逢初春时分，江面上常见东瀛商船驶来。1879年，老友竹添渐卿发来请柬，王韬扭头就收拾了几身出门的衣裳，话没多讲，拉着老友钱昕伯一道上船。这一趟海路，春潮未尽就靠岸，脚还没站稳，王韬便被请进了长崎的茶屋。

日记里写得活灵活现。他头回见那些艺伎，十四五的模样，小脸埋在绒绒的鬓发下，倚着炕头——唇如樱桃，脸上粉打得厚，看得眼晕都不敢多眨。这些少女穿着斜裁的和服，提琴一样的三味弦一拉，哀哀地唱日本小调，调子里带点啼哭味儿。舞起来步子轻快，头也不抬，手指尖儿却密密实实地敲打着节奏。王韬心里有点激动，比在家乡见过的秦淮烟花又干净、又生分，当真勾了魂。

在日本，他算是真跳脱了原先那身文人规矩。不能说日本友人一定喜欢他，可长崎、大阪、神户，王韬走到哪，人家总是张罗一桌子好菜，再找三五个年轻的艺伎作陪。谁都看得出，他不是来考察工厂的短工，而是沉溺在花街柳巷。大阪造市局的机械让他西学大开眼界，可夜色一降，还是更愿意泡温泉、喝清酒、拉着体弱的小娘子聊到曙光破晓。有一回，他泡完温泉，跟着艺伎阿朵绕到人家家里，见屋里院墙素净，花木一点儿不冗杂，他有点儿新鲜感，差点就自认异国他乡也有归家的错觉。

其实王韬看得很透，照理说，他是为学问来的，也不该整天沉迷“风月”。可身临其境，那些艳冶场所、缠绵之乐，他并不躲着，反而在日记里一一记录。最夸张的一次，还是在京都夜宴，菜肴不过几样，帷幕一拉亮如白昼，两边全是妙龄歌伎，舞衣讲究得像宫里的绫罗绸缎。王韬胃口不错，推开粉白如雪的女子，只挑灯下那十五六岁的，觉得“洁白无比”，乐得一宿不眠。他的文字里，有种好奇混着放任的味道，像个贪玩的小孩遇到了彩色糖果。

当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把他当高士。东京的学者朋友看得明白，甚至有人揶揄：你堂堂中原名士，年逾五十了，还扎进红粉堆，难不成中国书生就都如此吗？王韬却一笑置之，倚仗魏晋遗风，死活不肯道歉。他私下击节吟咏，说今朝有酒今朝醉，“餐花比馔玉”。不少新派学子看到他的诗句，反而觉得新鲜，原来读书人也有如此坦率一面。

要说王韬风月游历中最触动人的，还得算他与艺伎的那些对话。那些少女，有的本就是贫苦人家，十岁八岁被卖进花街，从学艺、化妆、应酬全凭师娘一手调教，哪有自己选择之权。一身艳服，背后全是债；一笑千金，收入多半进了白头老鸨腰包。王韬见过一位刚化妆的新手，“涂朱傅粉”，白得不自然，是为了遮盖纸一样的皮肤——后来才知那是饿的。那地道的温泉、宴席都用他们的苦撑着热闹。王韬夜里听小艺伎弹琴，有时也会沉默：她们挣扎在生活底线，没几个能快乐。

这些见闻，王韬也不是一点不懂得自省。他写信回沪，偶尔提起这些苦命的姑娘，言语间甚至有股说不出口的怜惜。他好色是真的，但心里到底没丧尽。那时候，明治的工厂也全靠女人们劳作撑着，比如大阪的火柴厂，满眼是扎着头巾的姑娘，指甲缝里结了鳞片。王韬在日记里夹杂感叹：女人们用青春换明治的繁荣，热闹背后尽是“血汗”。

王韬回国后，有人说他香艳风流，有人说他见多识广。其实他心里门清：没被那层名教壳子困死，才算半个活人。他自认“好货好色”，末了还嘲笑那些规规矩矩、遮掩欲望的伪君子。在上海的格致书院任教时，有小道消息四处传，说这人满肚子狐疑事，还带了把锁着的日记箱子回家，家里亲戚晚上偷看都脸红。外头的留学生、文人，有的说他是中西交流第一人，有的嫌他教坏风气，成了笑柄。

说到底，王韬的命运像极了晚清的浮世绘——一边想引进科学技术、号召国人开眼看世界，一边又沉淀在人性的软肋。他写《扶桑游记》，工厂、学校、官厅和艳地都记得比别人真切。死后，也没人敢在他碑上多题跋语。朋友们见那薄薄的墓志铭，嗤笑，如今中国有谁还敢如此痛快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