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国家发起“除四害”行动，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其中消灭麻雀的行动尤为激烈。

在四川，消灭麻雀的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四川地域广阔，山林众多，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生存环境，麻雀的数量也相对较多。

为落实国家指示，四川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要求各地区和单位实现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若城镇内一天内发现两只以上麻雀，便不能视为达到标准。

为达成这一目标，四川群众想尽办法。起初，他们采用传统的弹弓、陷阱及掏鸟窝等方式，但效果不佳。

之后，一位叫穆青云的农民想出一个主意：派人看守秧田，吆喝驱赶麻雀，使其无法停歇，直至累坠下地。四川“除四害指挥部”认为此方法可行，随即组织试验。

首次试验中，虽麻雀不敢落地，可多数飞往他处，仅有少数因疲惫坠落。不过，指挥部并未放弃，他们在新繁县再次尝试。

这次，他们动员了众多群众，田间地头人头攒动。大家齐声吆喝，同时敲锣、敲盆、敲竹筒，响声震天。

麻雀无处可藏，最终大量因疲惫坠落。此“疲劳战术”成效显著，四川遂大规模推广。

在成都附近的一个县，19万人次参与了为期四天的麻雀围剿行动。街道和田地插满旗帜，21万个草人、13万堆烟火以及数十万捕鸟陷阱遍布各处，麻雀难以逃脱。

各地群众踊跃参与，成果斐然。北京也不甘落后，迅速投入到打麻雀的行动中。1958年4月19日凌晨4点，数百万市民纷纷起身，手持竹竿、彩旗，敲锣打鼓，依照预定计划奔赴各自的“战场”。

全市设立830多个投药区和200多个射击区，神枪手们早已就位，严阵以待。随着指挥部的指令下达，整座城市瞬间喧闹起来，锣鼓声、鞭炮声、呼喊声此起彼伏，彩旗飘扬。

为确保麻雀无一漏网，街道、院落、树梢、屋顶，处处都有人坚守，甚至还布置了众多稻草人。在天坛，30多名神枪手埋伏一整天，击毙麻雀966只；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的毒饵区，两小时内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2000名居民半天消灭麻雀512只。

这场运动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真正实现了全民行动。

上海也全力动员，平均每10平方米就设置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一天之内，“灭麻雀掏鸟蛋”的数量高达25万只。

天津市从4月6日至21日持续作战，消灭麻雀385万只。广州在5月25日这一天，也成功消灭31万只麻雀，连六榕寺的僧人都参与其中。

各地群众热情高涨，运用各种手段驱赶和消灭麻雀，场面蔚为壮观。

在这场运动中，著名作家郭沫若创作了《咒麻雀》一诗，此诗在当时广泛流传，表达了对消灭麻雀运动的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打麻雀运动的负面后果逐渐显现

大量麻雀被消灭，生态平衡被打破。麻雀虽会食用一些粮食，但也能捕食害虫，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益处。

麻雀数量锐减，导致害虫失去了重要的天敌，虫害随之泛滥。1959年春，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大城市遭受严重虫害，许多地方的树叶被害虫啃食殆尽，农作物受损严重，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

在科学家的呼吁下，人们逐渐意识到麻雀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1960年，麻雀正式被移出“四害”名单，臭虫取而代之。

这一转变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生态平衡的重视，也表明人们对待自然和生物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麻雀是常见的鸟类。那时，麻雀数量众多，常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家里晾晒粮食时，总会吸引一群麻雀前来。大人们为避免粮食受损，便会让孩子们去驱赶麻雀，这也成了我童年的一项任务

记得有一回，我看到几只麻雀在院子里的粮食上啄食，便匆忙拿起一根竹竿，用力挥动着，同时大声吆喝着驱赶它们。麻雀受到惊吓，扑棱着翅膀飞走了，但很快又飞了回来。

为了更有效地驱赶麻雀，我尝试制作一些简易的陷阱。我找来一个箩筐，用一根小木棍将其一边撑起，在箩筐下方撒些麦粒，然后用一根绳子系在小木棍上，自己则躲在远处，等待麻雀进入陷阱。

当麻雀进入箩筐下方啄食麦粒时，我迅速拉动绳子，试图让箩筐倒下将麻雀罩住。然而，这种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有时麻雀会十分警觉，在箩筐落下前就飞走了。除了麻雀，我小时候对其他动物也印象深刻。夏日里，村子里的池塘和小河充满生机，青蛙是那里的常客。

夜晚，蛙鸣声此起彼伏，仿佛一场大自然的音乐会。我们这些孩子会结伴去河边捉青蛙，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捉到不少。

此外，小溪和水沟里的鱼虾也颇为丰富。我们会拿着自制的渔网，在水中捕捞，每次都能有所收获，那种喜悦至今难忘。

村子周围还经常能看到蛇、黄鼠狼、刺猬等动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人们对动物保护的意识较为淡薄，未意识到这些动物的生存也需要我们的呵护。

如今，我们逐渐认识到动物保护的重要性，许多动物被列入保护名单，麻雀和青蛙也在其中。我们明白，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存在对维持生态平衡意义重大。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生命，共同努力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