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3岁，夜班搬泡面，连米饭都吃不起了

我，佐藤健一郎，73岁，前东京都港区一家三十人规模的小零件厂装配工。干满四十三年，一次领168万日元，摊到每月——14万日元。扣完住民税、户介护费、医保后，到手不到5000块人民币。在东京活下去的难度，堪比让樱花冬天开二度。

凌晨1点45分，我蹲在7-11后门的台阶上，腰像被锯断，汗水顺着下巴滴进领口。便利店的冷气从门缝里钻出来，吹得我后背一阵冰一阵热。我扯开制服领口，里面那件印着“7-11感谢有你”的T恤已经湿透，贴在皮肤上像一层冷掉的米浆。

“佐藤桑，快点，货来了！”店长在里头喊。我应了一声，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腰椎“咔啦”一声抗议。12升装的矿泉水箱摞到我肩膀高，我深吸一口气，抱住最顶层，一步一颤地往冰柜挪。箱子边缘勒进掌心，疼得我直抽气，可我不敢停——停下来就要扣时薪，时薪只有1200日元，折合人民币56块，比Uber Eats的外卖小哥还便宜。

“56块，买不了一杯星巴克，却能买我的一小时。”我在心里默念，给自己打气。可打气归打气，腿还是抖。箱子刚落进冰柜，一阵眩晕突然从后脑勺窜上来，眼前黑点乱跳，我急忙扶住冰柜门，冰凉的金属让我打了个冷战。低头一看，手腕上的心率带显示98，跳得飞快。我拍拍胸口，安慰自己：“没事，老心脏，再坚持四小时就下班。”

可我知道，这不是“没事”。上周体检报告还躺在我的抽屉里——“冠状动脉轻微狭窄，建议随访”。随访就是烧钱，做一次心脏造影15万日元，医保报70%，自付30%仍要4500块人民币，等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哪有钱去随访？我只能把报告当草稿纸，继续上夜班。

2点半，客流断档，我终于能喘口气。我端着员工福利——半价便当，蹲在仓库门口。便当428日元，折20块人民币：一小块炸猪排、三粒玉米、一口胡萝卜、一堆白饭。我用筷子尖戳开猪排，里面的肉又干又柴，像在嚼纸板。可我还是狼吞虎咽，因为肚子饿，也因为不吃就没力气搬下一箱矿泉水。

吃到一半，店门“叮咚”一声响，一个穿西装的小哥进来买咖啡。我抬头看他，他低头刷手机，屏幕上是Suntory新品越光米广告：2180日元两公斤——42块人民币一斤。我盯着那数字，喉咙发紧。昨天这袋米还卖1980，今天涨到2180，涨幅10%。我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半价便当，忽然觉得可笑：一小时56块，一袋米2180，我干40小时夜班，才换一袋米？那电、那水、那房租呢？

我把便当盒捏扁，扔进垃圾桶，盒子发出“咔啦”一声脆响，像替我鼓掌，也像替我哀嚎。

3点，店铺打烊。我拖着步子去员工休息室，脱下被汗水浸透的T恤，换上自己的白衬衫。镜子里的人让我愣住：肋骨根根分明，肚皮却鼓胀——那是长期吃高盐便当、喝免费汽水的结果。73岁，我本该在家陪孙子下棋，却在便利店仓库里搬水搬成营养不良+水肿。我对着镜子咧嘴笑，笑得比哭还难看：“佐藤，你真行，活成廉价劳动力代言人。”

回出租屋的路上，经过24小时超市，我鬼使神差地进去，走到米柜前。那袋2180日元的越光米静静地躺在货架上，像一尊金光闪闪的佛，也像一张血盆大口。我伸手摸了一下，包装冰凉，价格标签鲜红。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把刚煮好的米饭盛进小木碗，递给我，碗壁冒着白气，米粒颗颗油亮。那时候，米饭是甜的，越光米是奖励，不是奢侈。

我收回手，低头走出超市。夜风吹在汗湿的背上，冰凉刺骨。我摸了摸口袋：钱包里只剩3200日元，折合人民币150块，还要撑到月底。房租7万5已经提前扣掉，水电煤1万2，网费4000，手机流量超支被限速，打开地图都转圈。我抬头看天，东京的夜空被霓虹映成暗红色，一颗星星也看不见。我忽然生出一种错觉：整个城市是一张巨大的收银台，我每呼吸一次，扫描仪就“滴”一声，账户余额持续减少。

回到家，15平米的“1K”像一口水泥井。我把制服塞进洗衣机，倒廉价洗衣粉，按下“短洗”——省水省电。洗衣机轰隆隆转，我躺在床上，天花板有一条裂缝，从门口一直裂到窗户，像地图上的国界线，把我和“体面生活”彻底分开。我盯着那条缝，脑子却开始不受控制地算账：

越光米 2180日元/2kg → 42块人民币/斤

搬水时薪 1200日元 → 56块人民币/小时

心脏造影 15万日元 → 4500块人民币/次

房租 7.5万日元 → 3500块人民币/月

剩余生活费 4万日元 → 1500块人民币/月

算到最后，1500除以30，每天50块人民币，合10根黄瓜，或2.5个打折便当，或1.2斤越光米。我苦笑：原来我一天的生命值，只值1.2斤米。

洗衣机“滴”一声停住，我却没有力气去晾衣服。我蜷在床上，打开手机，搜索栏里机械地输入：“世界 生活成本 低 医疗 好 日语”——屏幕跳出一堆英文、中文页面，我一条也看不懂，只能把关键词复制到翻译软件里，机械地一行行对照。突然，一个中文词反复出现——“西安”。

我点进一篇日文游记，《月薪25万日元也能活得像王族！中国西安一个月生活费报告》。作者说：城墙根下一室一厅1300元，地铁2元起，肉夹馍8块一个，三甲医院挂号9块，胸片65，核磁700。我下意识把数字换算成日元：房租不到3万日元，地铁40日元，肉夹馍160日元——比便利店饭团还便宜。我盯着屏幕，心跳得比心脏造影那天还快：真的假的？怕不是软文忽悠。

为了验证，我跑到池袋书店，把《中国自助游》翻到西安章节，里面列的物价跟网文差不多，还加了一句：“西安拥有多家三甲医院，心血管专科全国前列。”我合上书，心里还是犯嘀咕：便宜归便宜，基础设施会不会老旧？于是我又在YouTube搜“Xi’an subway”，画面里地铁6号线飞驰而入，车厢亮堂、标识中英双语，跟我20年前来北京时绿皮车的印象完全两样。那一刻，我像抓住救命稻草：去亲眼看看，再坏也坏不过东京的夜班冰柜。

我回到“1K”，打开行李箱，把西装、电饭煲、用了四十年的日本菜刀全塞进去。菜刀用报纸裹了又裹，怕安检没收——这是我唯一的家当，也是最后的尊严。我拉上拉链，站在镜子前，对自己鞠了一躬：

“走吧，佐藤。去一个吃得起米饭、看得起病、不用半夜搬箱子的地方。”

窗外，东京的天边泛起蟹壳青。我关掉灯，把那张裂了缝的天花板留在身后，像把过去73年的人生折成一张纸，塞进垃圾桶。

下一站，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