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是我们村的理发师傅，以前叫剃头匠。

我第一次见识老江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九岁那年随父母回老家揭瓦房子期间需要理发,我大爹(伯)便叫一个本家哥领着我“去大队找老江”。

当我俩一路跳着跑着来到位于新台儿上奶奶庙里北角殿的大队理发室时，见到了面颊清瘦下颌前倾、右肩略高中等个头、朴实温厚说一口地道长子方言的老江。

靠东边的墙壁上用铁钉钉着一个结婚时赠送的镜子，下面摆放着一个破旧的老式长条桌。有一个桌腿己损坏用几块半头砖支着，桌子上摆放着几件很简单的理发工具,尤其是一把铁匠手工打制的剃头刀一看便知很有年头了。与它紧挨着的是一把刚上市不久的、只有在城里国营理发馆才能见到的手推剃刀明晃晃地摆在最显眼处，彰显着主人的与众不同。桌子的左边是一个老式的洗脸架,上边放着一个半新不旧的洗脸盆，两块磕掉的瓷漆处裸露出黑黑的铁皮。靠脸盆的木桌框边钉着两条叠加在一起的规刀布,黑油锃亮。靠墙一侧是用不规则的木板搭成的床,铺盖大卷起露着席子,等待理发的人或坐或半躺在.上面。刚进门的两侧各摆放着锅碗灶具,水缸旁边的面案板下是个小煤池，主人用几个图钉钉了块补满补丁的旧布挡着。一看便知这就是老江的工作室兼生活间。

让我惊诧的是，当我叔哥刚向老江介绍“这是我三爸家孩子”时,原本很陌生的老江竟然“哦”的一声,随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是志新吧!”并了如指掌般地说出了我父母及全家人的具体情况。一个从未谋面的外乡人(那时我并不知道老江已将全家落户于南寨了，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南寨人),如此熟悉地道出我的具体情况,再加上他那不紧不慢诚实温厚的交谈,使我在惊诧的同时一下子从心理上拉近了距离,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油然而生。还有随着而至的周到服务和精细娴熟的理发技艺,在我初次相识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举家从潞城县迁回老家。与老江的交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我的头发长得分外的快,一般都是1个月至40天理一次,而我20天后头发便长得又长又痒非理不可。所以与老江的交往就更为密集一些,加之老江对每个前来理发的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下到六七岁的懵懂玩童都是一视同仁的热情周到,并能很快找到其感兴趣的话题。使得那间小小的理发室就像是一个心理氧吧,每次打那里出来的人，从里到外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从老江那毫不避讳的交谈中和乡亲们口耳相传的赞叹里,对老江的了解也就越来越丰富起来。

老江的祖籍是长子县大堡头乡南李村,大名叫江贵木。

长子县是全国著名的“理发之乡”。据长子县志记载,在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全县就有8000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9.4% )在外理发,遍布全国33个大中城市,就连台湾和香港的理发师也大都是长子人。而南李村则是理发之乡最著名的“剃头村”。全村三百户人家从事剃头这一行当的就占到90%多。当地盛传,南李村连三岁玩童都会理得一手好发,所以,老江原本就是正宗的门里出身。

长子人理发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在街市上开理发店、二是挑着一头是小火炉一头是装有剃头家伙什坐凳的担子，手里拨动着一种叫“唤头”的叫街工具，走街串巷上门服务。长子人理发不仅技艺高超而且服务周到，因此在全国各地的理发剃头行业里唯有长子理发的列入“剃头匠”的匠人行列。长子“剃头匠”之所以能得到世人公认,除去在一般性剃头、刮脸、掏耳朵等常规项目上刀功过硬技术精堪服务周到,强占了行业制高点外，还有一套推拿、按摩、点穴、打眼、捶脖筋、扭麻筋等传统“绝招”让同行们望尘莫及,更让长子“剃头匠”名扬天下。几百年来,一茬又一茬的长子人高昂豪迈地吟唱着“长子传统三件宝,磨粉喂猪剃圪脑;朝庭头上摸三把,走遍天下一把刀”的歌谣,肩挑一副担,手提一把刀,背井离乡栉风沐雨,辗转于长城内外,流徙于大江南北,剃头谋生随遇而安。曾几何时,只要有理发店的地方必定有长子老乡,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老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家境所迫下怀揣一身功手提一把刀,来到了位于上党盆地浊漳河畔靠近长治市区的南寨村安营扎寨、创业发家的。

那年他21岁,结婚刚满两年,风华正茂。在此之前,他虽说是洪洞县公路管理段一名端着铁饭碗的正式工，但工资却少得可怜,每月只有21块钱。单身时还凑合,一结婚又添了老大文斌,日子立马就糊弄不住了。再加上他又是家里的长子，即便照顾不了家也决不能再拖累大家了，何况他下面还有两个未成人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于是老江一横心辞了铁饭碗,凭借这一身祖传绝活,单枪匹马来到南寨,重打锣鼓另开张，撑起了自己的一片蓝天。

那时,村民们对发型并不太讲究,儿童们都是小寸头,青春期的小伙子们则喜欢留分头，并且要求尽量留得稍长一些,以便在打篮球或骑自行车时往后一甩，能甩出自己的那股风流倜傥劲，以吸引女孩子们的眼球。老人们大部分是剃光头，主要图个剃头刮脸掏耳朵时的那个舒服劲。老江都能于无声处准确无误地满足他们各种不同的心理需求,让他们一个个志得意满,心悦诚服。特别是逢年过节都要让老江把头脸刮得程光瓦亮，应对了村民们传承多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习俗。女性们一般不去那里理发,大都是请同性的朋友用家里的剪刀把头发剪齐整就行,有的干脆把头发留起来盘在头顶既简单又省事。即便是这样,老江的理发室也常常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尤其是一进腊月就得赶紧提前去排队，否则到过大年还理不了发,正月天连亲戚也没法走了。

那时理发不付现金,是用大队(村委会)统一在一种废水泥袋纸、村民们叫“洋灰纸”上油印的“理发票”,面额五分钱。月底老江用这些理发票到大队核定工分,年底分红。据上年纪人回忆，大队在每张理发票里另外按比例补贴有一二分钱，这对村民与老江两利,像我们这些在外有工作的人享受不上这个待遇，这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也使得老江的收人比起他在洪洞当工人时要强得多,至少既保证了全家的日子过得踏实稳当,还能接济一下老家的兄弟姊妹和老母亲。

老江的理发室设在新台儿上奶奶庙院里的北角殿，地方狭窄,光线昏暗。所以,不下雨的时候索性搬个凳子来院子里理,在院子里理发虽然照不上镜子,但村民们都对老江的技艺信服，照不照镜子无所谓。就这样简陋的地方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勉强固定下来的。据他的二小子文秀后来跟我回忆，“小时候老是不停地搬家,还在长新家院的东房住过几年,他三爸全家都在地外工作....“啊!哪不就是我家吗?”话到此时我才蓦然想起55年前第一次见老江时,他为什么能对我家的情况那样了如指掌热情洋溢,临了一毛钱的理发钱死活不收的场景,禁不住鼻尖酸楚眼圈发红。

第一个上门理发的顾客,无论大人小孩,贫富贵贱,他总是要习惯性地蔼然微笑地站起来，上前招呼在凳子，上坐好，然后从后面披上围布,用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后再用推剪从脖子往上推,一种凉凉的感觉顿时传到头顶，令人神清气爽。推剪节奏匀称的“咔嚓”声在

耳根响起,显得格外亲切。如果高兴,老江故意把剪刀与木梳敲打的比说长子古书的快板还好听。窗外一缕有限的阳光暖暖地照耀在上下左右晃动的剪刀上,反射在对面的镜子里，你即刻就像在观看一个艺术家在舞台上的才艺表演。进而看到他手舞足蹈时那一脸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的样子,你便会由衷地感觉到长子理发师之所以能称之为“匠人”的精妙之处。一只黑灰相间的小花猫懒懒地躺在温煦的阳光下,不时睁开眼睛看看熟悉的四周，随着屋里人偶尔爆发出的欢笑声悠悠地吊一嗓子,两只老母鸡在院子里一边觅食,一边叽叽咕咕叫个不停。声与色相互交织,动与静相互映衬,一切都是那样和谐,那么安适。

老江一边理发,一边用他那特有的长子方言和不紧不慢的说话方式回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或主动寻找话题与那些不善言语的顾客有一搭没一塔的聊侃。无论哪种类型的人他总能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为了不耽误农活,有很多时候乡亲们都是抽早饭或午饭后的休息时间,甚至还有抽晚饭后来找老江理发。他总是不厌其烦来者不拒,很多时候,已到做晚饭的时候了中午的锅还没洗。这时候邻居们也会揣着饭碗过来蹲在门口听他与顾客的对话或天南地北的聊侃。老江这种特殊行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信息量很大,再加之老江那天生真诚厚道的个性,每句话每件事都会让乡亲们感到那么新鲜,那么有情趣,那么既开眼又开心。我曾私密地回想,像老江这样的温厚之人即便说的一半真一半假或全部都是假话,乡亲们也都会毫无疑虑地相信是百分之百的实话。不像有的人就算说的都是真话, 乡亲们也会说他“那是个炮，听上他还要叫你过差年哩！”这就是信誉,这就是口碑,这就是一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根本。有时老江说到兴头上也会“兴”口开河，喷侃什么“以前阎锡山和孔祥熙的头发硬特别难剃，多少人都伺候不了被赶出府衙,唯有俄(我)长子的卫建扁等人为其剃才能满意”。那副自命不凡的得意劲一目了然。然后又压低嗓音故作神秘地说:“就是现今,咱中国驻南斯拉夫和波兰大使馆的理发师也是专门挑的俄长子人。”看似实诚质朴其实说话艺术的老江，把这两个大使馆的理发师是长子人巧妙地说成是“专门挑的俄长子人”，即刻便大大地提增了长子理发师的威望程度。并且说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让乡亲们在深感敬佩长子理发师的同时，也不由得从心里对他也高看三分。侃到更兴奋处，老江还会情不自禁地用说长子古书的板眼唱起流传百年的剃头歌谣:“槐木扁担圪吱圪乍,八股麻绳一上一下,剃头担儿虽不大,担的皇上半朝銮驾。唤头叉儿喔儿喔儿,一把剃刀走遍天下，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满月圪娃,那个头上不长头发,逮住就得圪刮圪刮。”豪迈高昂激情飞扬,闻者大笑深以为然。

在老江与顾客的神聊中,顾客从不会感到寂寞。想说话就插上一半句,不想说话就听他天南海北地侃,不知不觉中头发便理完了。也有静默寡言之时，大多是在给老人们剃光头(用剃头刀细细地刮)刮脸、掏耳朵时舒服劲上来了，受益者自然而然地就睡着了,有的甚至鼾声大起，老江则在欣赏其高低长短的鼾唱中，静静地一丝不苟地继续完成自己的又一件新作品，从不打断他们的美梦。

倒是那只小花猫被鼾声吵醒时惊悚地搭配着叫几声，也会被老江及时“嘘”的一下悄然撵到门外。理完后,轻轻拍拍甜梦中顾客的肩膀,道一声“老哥,醒醒,看行不行?”顾客此时往往是一个激灵坐起来,连镜子都不好意思瞧就说“行了、行了、可是行了”。早已胸有成竹的老江则一边撤去围布,一边用嘴吹掉脖子上的碎发。那时候还没有电吹风，唯一的老办法就是老江撅着嘴使劲吹,口中难免夹带着唾沫与异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忍受。好在老江立马会端来一盆清水洗头,顺便把脖子也洗一下。洗发用的是肥皂,也有人传说要是村干部来理发洗头时老江则会从那个条形桌子的抽屉后边拿出一小块用“洋灰纸”包着的香皂。洗完后用一条旧的己经变色的毛巾擦干头发,然后再用剃刀溜一下尚未刮净的毛发,最后对着镜子边认真审查一遍自己的最新成果,边自豪地问一声“咋样?”算是作了完工报告。一般很少有人提出修改意见,只是边说“行了、行了”,边拍掉身上的发屑交了理发票走人。抽纸烟的还总不忘临出门前先给老江点上一支。

无论头一天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准时要早早起来，把屋内院外收拾的利利索索，用碱面把脸盆擦洗得干干净净，把推子擦得锃亮，把剃刀磨得飞快，把椅凳摆好，把围布搭在椅背上，然后再在火上坐一（黑铸铁）壶水，顺手点燃那杆精制的铜杆旱烟，轻轻拍拍衣前的灰尘，坐在门坎上气定神闲地等待顾客上门……

老江也经常上门理发。那些很上年纪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还有那些刚出生百天要理“头发"(第一次)的婴儿,只要搭个口信,立马就会拎起工具上门服务。尤其是临终老人的最后一次理发(美容),非他莫属。这是个难度较高的活儿,一是时间要拿捏准,不能超过前三天,最好是当天。否则便会落下“临走也没给老人理了发”的遗憾和骂名。老江对这一时辰把握得极准,我父亲临终前就是叫:老江理的发。前一星期时,望着奄奄一息随时即可离我们而去的父亲,毫无经验的我便心急火燎地去找他。光阴如流,岁月无情,那时的老江与40年前已大不一样了,两颊瘦得几乎要贴进口腔,眼窝深陷眼睛混浊,右肩驼起很高,有条腿好像也出了问题,走路一瘸一拐的,气力明显不济,见了我连笑的力气都很勉强,让我徒生悲酸。连忙问能不能去?他提振精神笃定地说“没事、没事,你先走,我慢慢去”。当老汉气喘吁吁地来了进门一看,即刻朝我们摇摇头使了个眼色后,便蔼然微笑地坐到父亲的床前，父亲用微弱的口吻问:“老江给我理发来了?”老江忙努劲大声说:“不是,铁还不到时候哩,我是来看看你这几天好些没。”父亲听后微微摇了一下头。他心里明白老江是在宽慰他。到了前三天时,我见状危急,又忍不住去叫他,他匆匆忙忙赶来,先是隔着玻璃窗户仔细观察了一遍(不愿意让父亲看见他心里难受),然后安顿我们“再等等吧,但要紧操心,就在这几天啦”。父亲走的当天早上,神志反而明显好转,就在我们放心去吃饭的时侯,老江拎着工具一瘸一拐地进来了,二话没说直奔主房,我们也都赶紧跟了进去,只见老江近距离与父亲对视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子对父亲说:“老哥,今天天气好,我也有空儿，给你理个发吧?”父亲听后用眼神向老江行了一个注目礼,两行老泪便涌溢而出。老江则边面对父亲微笑着拿出工具、边暗示我们“赶紧准备吧!”,随后便半跪在床上转着角度给父亲细细理最后一次发。很快便累得出了汗,尤其是在理脑后时,只见老江用一只手将父亲的头轻轻搬起,另一只手先将一块白布垫在脑后，然后再手握剃刀伸到脑后估摸着理,虽然老江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可我当时还是真担心那锋利的剃刀会一不小心将父亲脑后那消瘦褶皱的头皮割开一个口子。结果证明,我的操心纯粹是多余的,不仅头发理得干净,头皮也完好无损,禁不住从心底叹佩老江独具匠心的技艺与精神。理完发后还不到三个小时，老父亲便驾鹤西去了。

从理发之乡一路走来的老江,除去传承光大了精堪的技艺和周到的，服务外,还深怀一项绝大多数理发师所没有的绝活儿一看风水,就是广大农村说的那种阴阳先生。这也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农村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寄托和风俗习惯。无论是盖房子还是置坟地都必须要进行的一个重要程序。原先经常在外工作很少回家的我并不知道厚道实诚的老江还有这本事。就在与几个本家族兄商量找谁给父亲选块坟地时,长新哥脱口便说到“叫老江！”“啊，老江还有这本事?”我顿感惊疑。长新哥接着说:“还是好把式呢,不仅咱村都是用他,在这方边临近的十里八村也是有名的好把式。”后来慢慢得知,这一绝技是他的继父很早就传授于他的,文革前后破四旧扫迷信,他不敢展示深藏不露,没有派上用场。到后来,老江偷偷给村里一个主干看了一次坟地,大获信任后慢慢地扩大传播开来了，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做得风生水起,逐渐发展成他的另一项看家绝活儿，也有的乡亲昵称他是“一肩双责”或“一站式服务”。

老江确实称得上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当他80岁的老伴给我打开东房卧室床头放的一个很有年头的旧木箱时,箱盖里边的木板上赫然写着一行毛笔字“原籍:长子县大堡头公社南李村人,1958年来到南在村”。一看就是老江的手迹,并且把南寨的“寨”写成在不在的“在”。老伴怆然泪下地告诉我,老江很小就死了爹,14岁就在洪洞公路段当小工,后来转正成正式工。来到南寨后从没放弃照顾老家的大小事情,每年清明和腊月天必回老家祭祖探望,雨雪无阻。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都是他拉扯成的媳妇出的嫁,还把一个小脚老母亲养老送了终。常常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孩子们要诚实本分勤俭持家,广积善缘和睦相邻。来到南寨的第三年村里就叫他兼上了一队的会计,充分显示了南寨人对老江人品的认可与信任。

老江用一生的所做所为践行了自己的初心,赢得了南寨人的尊重和感念,并以自己的人格创造了南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称谓:“老江”。村里人一般都是遵从论资排辈的称谓习俗,包括街坊邻居。自打他来到南寨的第一天起,因没有排辈比照,老辈人就都尊称他为“老江”。从听到我大爹(比我大45岁)第一次叫老江到现在我的侄孙辈依然称之为老江，上下已经整整四代人沿用这一称谓了。南寨村也算得上是个大村,近3000口人。南寨人认南寨人连三分之一也不到,像我这样长年在外工作生活的人认识南寨人连十分之一也不足,但一提起老江，所有的南寨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口皆碑。有时在向外面人说起老江时,还往住要在前边自豪地加上“我们村”三个字的定语。一声声深挚清朗的“老江!”,浸润着几代南寨人太多的感动与敬重。

老江是在2017年腊月二十八晚上走的，老伴不无遗憾地说:“只差一天就是80岁,那年没有三十日。”我打劝她说:“老嫂,按阳历算已过了80岁一个半个月啦。”老嫂子听罢破涕为笑。

老江也是笑着走的,就安息在我们南寨村的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