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同仇敌忾 同甘共苦——寻访西南大后方中外人士并肩抗战往事
文/本报记者 李惊亚 向定杰 施钱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记者近日在属于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贵州省走访,寻找中外人士共同抗战的往事。
8月26日,在图云关旧址,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后裔参加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活动。(李黔渝 摄)
迫降乌江,苏联飞行员英勇牺牲
站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城一处半山上的烈士陵园内远眺,碧绿的乌江水缓缓流淌,县城风光尽收眼底。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座“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之墓”,一位国际主义战士长眠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他驾驶飞机与日军作战后,返航时在此地牺牲。
“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起,那天,他们在赶集,突然听见天上有巨大的轰鸣声,以为是打雷。”48岁的沿河县和平街道丁字口社区党支部书记罗疆回忆,那时候,沿河群众连汽车都没见过,更别说飞机了,“接着,天上落了几块铁下来,胆大的人围上去,发现了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罗疆说的,是8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抗战期间,苏联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组织援华航空队来到中国。金角罗夫一行九人驾驶三架飞机,从桂林出发轰炸南宁的日军,在返航途中遇雾迷失方向,误入贵州境内。
飞机飞至沿河县上空时,燃油耗尽,被迫在县郊乌江沙滩降落。因沙滩面积不大,前两架飞机降落后剩下的空地很小。
“为避免与已降落的两架飞机相撞,金角罗夫驾驶的飞机果断地作横向飞行借乌江河面着陆。当金角罗夫跳伞落地时,正在降落的飞机从他身上滑过,金角罗夫身受重伤,不幸遇难。”沿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田军说。
因年代久远,关于此次迫降事件发生的时间等细节有多种说法。近年来,有抗战史研究者考证,事件发生在1940年1月10日。中国当地政府联系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通过各种资料,确认“金角罗夫”是化名,这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雄的真实姓名是金琴柯·费道尔·菲利波维奇。
至今,在沿河谈起这段往事,不少当地人都知道,会说起一些当年的细节:起初,当地居民怀疑是日寇的飞机,男女老幼执锄头、斧子、扁担奔往监视。当飞行员出示用丝线绣有“来华助战洋人”的干粮袋和中国地图,才消除误会。
时任沿河县长懂俄语,一番沟通后,机组人员被接往沿河县城安顿。当地为金角罗夫举行了隆重追悼会,当地群众戴白花,放鞭炮,金角罗夫被安葬在沿河大桥西桥头侧,并竖立石碑纪念。机组人员在沿河住了一段时间,离开时,沿河人民夹岸相送,鞭炮齐鸣,机组人员在船上频频鸣枪致谢。
据《沿河文史资料荟萃》记载,重庆方面派来机械师,将飞机拆散,由多艘木船分装,趁洪水上涨时运出贵州。这次运送飞机,船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竞相出力,克服重重困难,确保安全到达,未取分文运费,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据了解,80多年来,金角罗夫墓一直被沿河人民作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宝贵设施加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沿河县人民政府为金角罗夫墓重竖新碑。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修建乌江大桥,将其迁葬于公墓。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将金角罗夫烈士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沿河县将一些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与金角罗夫烈士墓合并修建烈士陵园,园内主体建筑有革命烈士纪念碑、金角罗夫烈士墓、红色文化浮雕墙、革命烈士英名录等。
为纪念这位抗击日寇的援华英烈,近年来,沿河县还修建了金角罗夫烈士主题广场。2017年,当地开机拍摄电影《迫降乌江》,将往事搬上了大银幕。
二十四道拐,“抗战生命线”蜿蜒盘旋
二十四道拐,因其有24个连续的弯道而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密切协作,共同抗击日寇。其间,无数军车经此翻越崇山峻岭,将国际援华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二十四道拐也成为见证中美友谊的“抗战生命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军记者拍到一张二十四道拐的照片,因其雄、奇、险、峻,受到海内外关注。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二十四道拐只存在于人们对那张老照片的惊叹声中,拍摄地一直没有定论,曾被外界认为是在云南或其他某个山区。
二十四道拐(刘潺 摄)
直到21世纪初,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才被二战史学家找到——它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南郊。资料显示,二十四道拐所在的滇黔公路始建于1927年,续建于1935年,次年竣工。
“由于机械设备匮乏,开山凿石、挖土搬运等工作全靠人力。”已有83岁高龄、从小生活在晴隆的蒋士民介绍,在那个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修建这样的公路属于大工程。蒋士民听父母说,当时修筑公路的数千名民工,不但需要自带口粮,还要自带锄头、锤子、扁担、粪箕等工具,风餐露宿,艰辛异常。
从山脚到山垭,直线距离仅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修筑出来的二十四道拐却长达4公里。原来,这处山坡的倾角约60度左右,公路只能以“S”形顺山势修建,从山脚蜿蜒盘旋而上。这条宽约6米的山路,大部分修建在坚硬的喀斯特岩层之上,施工难度超乎想象。
蒋士民告诉记者,二十四道拐翻越晴隆山和磨盘山之间的垭口,过去被称为“鸦关”或“乌鸦关”“半关”,有连乌鸦也难飞过之意。
从地理上看,晴隆县地势起伏大,具有“山高谷深坡陡”的特点。这样的地形地貌之间,却是云贵的古今交通要道:古时的茶马古道、近代的滇黔公路、如今的沪昆高速等交通要道,都从晴隆境内穿过。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于是,中国当局开始修建从云南直通缅甸的公路,这就是著名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及其延长线滇黔公路,连接着“陪都”重庆和抗日前线。
“由于东部沿海交通要道被日军封锁,国际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进入昆明后,必须经过二十四道拐所在的滇黔公路才能运送到抗战前线。”晴隆县档案馆党支部书记龙昌东说,抗战中后期,每天运送抗战物资的车辆昼夜不停,经这里转运到全国各地。
后来,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中美又密切协作,修通了中印公路。但无论滇缅公路还是中印公路,二十四道拐都是云南到重庆方向的必经之路,不仅要负责运送军用物资,还要运送工业生产原料和大后方人民所需的生活物资。
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满足每月1.5万吨战略物资的运输需求,美国陆军1880工兵营开始进驻晴隆。随后,在1880工兵营的协助下,当地再次征集大量民工,克服日军轰炸、物资匮乏等诸多困难对二十四道拐进行整修,使滇黔公路的运输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据晴隆县的谢烈坚老人生前回忆,当年他常乘坐美军吉普车到县城购买日用品,引来百姓围观。“老百姓听说美军是来帮助打日本人的,朝他们竖起大拇指,还把水果、大白菜、土特产送给他们,美军用靴子、毛毯等和老百姓交换。”谢烈坚生前说,老百姓拿到这些东西十分珍惜,舍不得用,妥善保存。
据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5万吨的武器弹药、油料等战略物资从二十四道拐运送到抗战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图云关,中外医生在“救护大本营”团结协作
图云关,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位于现今贵阳市森林公园。
在满目青翠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和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静静矗立。
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救护体系的“心脏”,成千上万伤病员在此得到救治,无数战时医护人员培训后奔赴战场,上千吨援华医药物资运往前线……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内的纪念墙(李惊亚 摄)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连同其他机构整合救护资源,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后改组为救护总队。随着战事蔓延,救护总队一路西迁,直至1939年来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贵阳图云关。
砌泥巴墙、盖茅草房、点菜油灯,一个战时卫生医疗“大本营”迅速形成。顶峰时,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拥有200辆救护车,11个卫生材料分库。
参加组建并担任救护总队总队长的林可胜是我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正因他提出“流动医务队”理念,让医生跟着战地走,改变了救护局面,使得当时前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据《战地红十字》一书记载,救护总队人才荟萃,云集了全国不少优秀医学专家、学者和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
当年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也具备一定规模,除教室、实验室外,还有假肢工厂、矫形外科中心、卫生用具制备科等。据统计,训练所连同五个分所共培训医护人员超2万人,远超当时国内任何医学院校。
“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是救护总队的宗旨。从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图云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战时救护大本营、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
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近20万次,为3.5万多人骨折复位,为近900万人敷伤,先后收容200万余人住院治疗,门诊军人248万余人,门诊平民200万余人……一串串数字背后,是战地救护人员从死神手中夺回的一个个鲜活生命。
今年7月,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团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参观。
走进纪念馆内,看着墙上的影像资料,代表团成员心情沉重。
“在20世纪死于瘟疫,本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这实在是令人愤怒。”在了解英国籍女医生高田宜的事迹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惋惜地说。
1941年,日军在湖南常德投放鼠疫跳蚤,导致鼠疫暴发蔓延。1942年,在参与扑灭鼠疫过程中,高田宜由于接种疫苗引发过敏反应,不幸殉职。
高田宜只是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一员。那时,中国现代医学的基础极其薄弱,药品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国库支出激增,财政捉襟见肘。危难时刻,国外红十字会和各友好团体纷纷伸出援手,几年如一日,对救护总队进行了长时间的药品、器材、汽车等大量援助,保障了救护工作的持续进行。如果没有这些援助,救护总队将难为“无米之炊”。
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负责人商梦娇介绍,1939年,英国进步人士组织了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赴中国的志愿者,最后有20多位医生与国际医药援华会签约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自1939年开始,他们陆续到达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战救护服务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救护总队中有40多名外籍援华医务工作者。在图云关,他们一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穿的是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制服。这些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医生改吃大米饭和中国菜,为融入中国,他们还取了中文名:傅拉都、柯芝兰、甘扬道……
商梦娇说,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出生入死,使得大量军民得到救治,医疗物资顺利运送,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使现代医学在战时中国得到发展。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中的许多医生继续奋斗在医疗卫生领域,为新中国的医学研究和教育倾尽全力,为人类的医学事业持续添砖加瓦。
刊于《参考消息》2025年9月4日第15版
编辑 范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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