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全民社保的事情占据了网络热搜榜，社会福利问题正在成为我国的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路，踩过的坑，对于我国有借鉴意义。我们不妨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看看他们的社会福利问题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的作者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代表着美国的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他的观点不一定契合美国广大民众，甚至站在社会底层的视角，他是处于阶级的对立面。但他的观点能够代表掌握美国实权的政府部门

另外，本文是我对于《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的第三篇读书笔记，原来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如此多的感想，但最近的一些关于社会、财经的热点事件，屡屡让我回忆起此书。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描述了千禧年后，美国经济遇到的一系列危机。比如，互联网泡沫破裂，安然公司倒闭，911事件，以及由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而这一章的题目“大衰退”，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千禧年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

1990—1999年，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2%，而在2000—2009年，实际GDP年均只增长了1.8%。

同样，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社会生产力的话，1948—2010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近2.5%，2010—2017年，年均只增长了0.66%。

诸多的经济数据让作者担心，美国的经济环境会让停滞的经济增长和攀升的通货膨胀粘合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学上的“滞胀”状态。

最后一章，作者以“日渐衰落的活力”为章节题目，分析了当今美国经济的困境。

作者认为，当今的美国社会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发展天赋——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一词来自于被称为“创新理论之父”的奥地利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是指在创新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等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导致传统的行业、企业和就业形式被取代，并建立起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催生新产业、新企业和新就业模式，进而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而美国这样的国家起源于五月花号停靠的蛮荒之地，船上搭载的也并非欧洲的权贵，而是一群以清教徒为首的底层民众。冒险主义和拓荒精神是这群人在新大陆生存、繁衍、发展、迁徙的基本哲学，而美国在近代的繁荣也是以此为基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的发展模式下，如今拥有了在全球商业、科技、军事、金融、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领袖地位。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描述：

很多伟大的美国企业家都曾是无名之辈，但他们后来创建了商业帝国：安德鲁·卡内基曾是一名身无分文的移民，洛克菲勒是一个推销蛇油的流动商贩的儿子。美国很多杰出的成功商人都是通过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积累财富的：想一想西尔斯和罗巴克为方便给地处偏僻的农民送货而创建的巨型邮购系统，或者雷·克罗克在面包和汉堡包上建立的商业帝国。在英国，伟大的企业家功成名就后便逐步减少业务并购买地产和贵族头衔，而在美国，没有比企业家更高等的贵族。

然而现在，这样的伟大国家面临着经济滞胀的危机，而且曾经引以为傲的创造性破坏的精神被国人逐渐遗忘，反而被日本、中国这样的后起之秀经济体所继承，在商业世界被他们追赶缩小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被赶超。

比如美国国内的人口流动性减弱，州际移民率从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下降，当前的比例相比1948—1971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51%。同期的跨县流动率降低了31%，县内流动率降低了38%。数据反映了如今美国人想要迁徙到经济热点地区，变得越来越难。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成立之初，向西部拓荒的国民精神，在这代人身上逐渐丧失。

在代际方面，新一代的年轻人似乎也遇到了阶级固化的问题，在财富增值方面的上升通道愈来愈窄。根据研究发现，30岁的人比其父母在同年龄时收入还要高的概率，从40年前的86%降至现在的51%。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源动力，而现在，美国人创办新公司更加艰难，并且即使创办了新公司也很难将其发展壮大。成立时间在5年之内的新公司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14.6%下降至2011年的8.3%。新公司占比的下降以及头部企业的集中化，表明固化正在减缓创新在整个美国经济中的传播速度。

美国活力的衰退的原因，作者分析了主流的三种解释：

美国正在丧失其长久以来拥有的经济领导力；与过去的技术驱动型革命相比，信息技术革命令人失望；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

但作者随后就否认了这三种原始是导致美国活力衰退的主要原因，简要总结的理由是，美国现在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才刚开始，单纯的人力劳动力资源在现代社会并不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

作者随后给出了真正他认为的原因——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似乎看上去很不“政治正确”，至少对于社会中低阶层而言，政府提供的福利是能够生存，生活，或者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经济来源。以至于在大选阶段，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社会福利都是竞选口号中的重要内容。

但书中提到，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1965-2016年以年均9%的增长率增长，其GDP的占比也由4.6%跃升到了14.6%。

并且这样的社会福利在分配上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比如社会保险救助基金是根据年龄而非需求分类的，即是说只要年龄到了65岁，政府每年都会从财政中划拨5万美元作为这群人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而目前65+年龄的这部分老年人，在人生的青壮年时期，正好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年代，“荣耀一代”的大部分人在退休前就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这代人的寿命将更长，于是获得的社会福利更多。

而作者认为，社会福利分配的原则应该是“劫富济贫”，把资金给最为需要的人，而不是普适性的“雨露均沾”。固有公式般的发放福利会给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负担，三大基本的福利支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占联邦预算的50%，而且这个比例可预见的会在未来继续增加。福利支出占比的增加也压缩了财政预算中其他项目支出的比例，在1962年，约2/3的联邦财政支出都是可以由政府自由裁量，而非刚性支出，到了1982年自由裁量支出占比下降至30%，2014年下降到了20%，未来会继续下降。

联邦权益支出正在挤占国内储蓄，在经济学的理论中，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资本存量，而资本存量即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国内储蓄，而作者认为，福利支出的激增大部分来源于政府通过税收抢占私人储蓄进行资助，这些储蓄本可为国内资本投资和生产力的提升提供资金。

更让作者担忧的是，美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显著，在未来2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数量会增加3000万，而适龄（18~64岁）美国工人的数量预计只会增加1400万，福利支出会进一步增加，而提供财政收入的群体，因为人数相对于增加的老年人不均等，会给年轻人带来更重的负担。

所以，作者给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源头之一，就是免费福利支出的增加，21世纪接下来的时间，美国将面临一场科技与免费福利的较量。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够平衡免费福利带来的财政支出。

面对社会福利支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美国也不是坐以待毙，一些新政也在酝酿之中，比如延迟退休，加收雇员税，削减福利支出等，其无外乎是开源节流的办法。但习惯了福利的人群，对于涉及到动他们“蛋糕”的政策，必然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样的情绪会反映到政治倾向，并直接影响大选投票的结果。而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客们不得不在竞选时对底层民众承诺一系列——至少是不能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政治主张，在获选成为执政党之后，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实施先前的承诺，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福利支出开销，形成了恶性的螺旋。

所以，作者在书中提到：

“经济滞胀在社会中制造出一股民粹主义的逆行历史潮流，对社会经济引擎发挥更大的效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政府（本书成书于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上台后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的政策出台，以及美国社会在近几年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