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又一次把一盘野山菌炒肉片端到我面前，笑着说：“向东，尝尝，这可是我托人从老家山上采的，新鲜着呢。”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那股混杂着泥土和湿气的腥味，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瞬间拧开了我尘封二十多年的记忆。我猛地推开碗，声音干涩地说：“不吃，倒了。”

老婆的脸一下子就垮了，结婚十年，她始终不明白，我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为什么对山珍野味深恶痛绝，尤其是蘑菇。她不知道，那股味道，会把我瞬间拉回到1996年那个漆黑、潮湿的山洞，拉回到苏婉清老师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庞前。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场能把天冲个窟窿的特大洪水说起。

那年我刚满十七，在村里的中学念高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牛劲。苏婉清是城里分配来的英语老师，刚二十出头，皮肤白得像牛奶，说话声音细细柔柔的，带着一股我们山里没有的书卷气。她是我们那群半大小子眼里的一道光，干净又遥远。

96年的夏天，天像是漏了一样，暴雨下得没完没了。我们村子叫马家坪，靠着一条大河。起初谁也没当回事，年年夏天都发水，习惯了。直到村东头的大喇叭里传来村长声嘶力竭的吼声：“快跑啊！上游水库垮了！洪水来了！快往后山跑！”

那一刻，整个村子都炸了。哭喊声、牛羊的惨叫声、房梁断裂的“咔嚓”声混成一片。我爹妈吼着让我快跑，他们要去拽家里的那头老黄牛。我被人流推着往后山挤，回头一看，黄浊的浪头已经舔上了村口的牌坊，像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就在我快要上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一回头，我看见了苏老师。她身边围着七八个初一的小学生，一个个吓得小脸煞白。她个子不高，在混乱的人群里像一棵随时会被折断的小草，却死死地护着那几个孩子，嘶哑着嗓子喊：“别怕，跟着老师，往高处走！”

一个巨浪打来，直接拍在了山脚下，激起的浪花把好几个人卷了进去。苏老师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冲过去，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她回过头，满是泥水的脸上，那双眼睛惊恐却又镇定。

“马向东？”她认出了我。

“苏老师，快走！”我吼道。

我们拽着几个孩子拼了命地往上爬，但洪水涨得太快了，根本不给人活路。身后的人越来越少，哭喊声也被“轰隆隆”的水声彻底吞没。又一个浪头打来，我们脚下的山路彻底塌了，我和苏老师，连带着一个叫小胖的男孩，瞬间被卷进了冰冷刺骨的黄泥汤里。

我水性好，死死抱着一截漂来的木头，另一只手拼命抓住了苏老师。可那个小胖，只在我眼前挣扎了两下，就再也没冒头。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消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了我的骨头里。

我们不知道被冲了多远，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求生的本能。直到身体被重重地撞在一块岩石上，我才疼得醒过神来。我发现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悬崖底下，旁边恰好有一个黑漆漆的山洞。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已经半昏迷的苏老师拖了进去，然后就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醒来时，是被冷醒的。山洞里又黑又潮，外面是震耳欲聋的水声，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我摸了摸身边，苏老师还在，蜷缩成一团，浑身哆嗦，嘴里不停地喊着“冷”。

我这才发现，我们浑身都湿透了，她的衣服被树枝划破了好几道口子，胳膊上还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血早就被泡得发白。我十七岁，第一次面对死亡，怕得牙齿都在打颤。可我看着她，一个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城里姑娘，在这种时候，我得是个男人。

“苏老师，苏老师，你醒醒！”我摇晃着她。

她缓缓睁开眼，眼神涣散了一会儿才聚焦在我脸上。“马向东…我们…还活着？”

“活着！我们活着！”我大声说，像是在给她打气，也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我们检查了一下山洞，不大，也就十几平米，但很深，能挡住外面的风雨。这就是我们未来三天的全部世界。第一天，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就靠在一起，听着外面的洪水咆哮，感受着彼此微弱的体温。绝望像藤蔓一样，一点点缠上心脏。我俩都饿，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像有只猫在挠。

到了第二天，雨小了些，但水位一点没退。苏老师的伤口开始发炎，她发起了高烧，嘴里说着胡话，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喊“救命”。我心急如焚，一个大男人，急得直掉眼泪。我知道，再找不到吃的和药，她就撑不下去了。

我趁着雨停的间隙，冒险爬出山洞。外面一片汪洋，我们村的方向连个屋顶都看不见。我在洞口附近的山壁上，惊喜地发现了一丛蘑菇。那蘑菇长得特别漂亮，巴掌大小，颜色鲜艳，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

我当时饿疯了，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活路，一股脑全采了回来，兴奋地对苏老师说：“老师，有吃的了！你看，蘑菇！”

苏老师当时烧得迷迷糊糊，但听到吃的，还是挣扎着睁开了眼。她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蘑菇，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喊：“不能吃！向东，快扔了！这是毒蘑菇，叫‘白罗伞’，我爸以前是采药的，跟我说过，颜色越好看的蘑菇越毒！”

我不信，我觉得她是烧糊涂了。“老师，都这个时候了，哪还管它有没有毒？不吃也是饿死！”

“不行！”她从没那么严厉过，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不能看着你去死！答应我，把它扔了，扔得远远的！”

我们俩就在那黑漆漆的山洞里对峙着。我看着她干裂起皮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窝，再看看手里这丛唯一的希望，心如刀绞。最终，我还是妥协了，我不能让她在最后时刻还为我担惊受怕。我当着她的面，把那丛救命的蘑菇狠狠地扔进了洞外的洪水里。

扔掉蘑菇后，洞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唯一的希望破灭了。苏老师似乎也耗尽了所有力气，昏睡过去。我守着她，感受着她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里第一次涌起了真正的恐惧。我怕她就这么睡过去，再也醒不来，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孤岛上。

到了第三天夜里，苏老师的烧退了一点，人也清醒了些。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点岩壁上渗下来的脏水。饿，已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酷刑，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疼。

黑暗中，她忽然轻轻地开了口：“向东，你说…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抖。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把她冰冷的手握得更紧一点。“不会的，老师。天亮了，水就会退的，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我自己都不信这番话。

她轻轻笑了笑，那笑声在空旷的山洞里听着特别凄凉。“我真怕死…我还没嫁人呢，我对象在省城等我…我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她说着说着，就哭了，压抑了三天的恐惧和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我笨拙地安慰她：“老师你别哭，你长得那么好看，心又好，老天爷都舍不得收你。”

她哭了一会儿，忽然对我说：“向东，你还小，你的人生才刚开始。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老师，您说。”

“如果…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考个好大学，走出这大山。还有，以后再也别碰你不认识的野蘑菇了，就当…就当是替我答应的，好不好？”她的声音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答应你。”我在黑暗中重重地点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苏老师，我们是两个在死亡边缘互相取暖的灵魂。在这山洞里，没有老师，没有学生，只有两个拼命想活下去的人。我们聊了很多，聊她的大学，聊我的梦想，聊山外面的世界。那是我这辈子说过最多话的一个晚上。

第四天早上，我们是被一阵嘈杂的呼喊声惊醒的。是救援队！他们开着冲锋舟，在四处搜寻幸存者。我用尽全身力气爬到洞口，挥舞着衣服，声嘶力竭地喊：“这里有人！救命！”

我们得救了。被抬上冲锋舟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我们待了三天三夜的山洞，感觉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

回到安置点，到处都是哭声和寻人的启事。我的家没了，村子没了，爹妈…也没了。而苏老师，在被确认身体无大碍后，很快就被她心急如焚的家人接走了。我们甚至来不及好好道个别，只是在混乱的人群中远远地对视了一眼。那一眼，包含了太多东西，有感激，有不舍，也有一种只有我们俩才懂的默契。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苏婉清老师。我成了孤儿，跟着远房亲戚生活。我记得在山洞里对她的承诺，我拼了命地读书，真的考出了大山，在一个不好不坏的城市里安了家，娶了妻，生了子。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就像大多数人一样。

我也曾打听过苏老师的消息。后来听一个老乡说，她回去后就嫁给了那个省城的对象，但身体一直不好，那次洪水伤了根本，落下了一身的病，没过几年就…走了。

听到消息那天，我一个人在河边坐了一整夜。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向东？发什么呆呢？”老婆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委屈和不解。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那盘她动都没动的野山菌炒肉，走到厨房，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我走回她身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她讲起了那个1996年的夏天，那个山洞，和那个用一句“不能吃”，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女老师。

我说：“老婆，不是这蘑菇不好吃，是我这条命，是苏老师用她的坚持换回来的。在那三天三夜里，她教给我的，比我过去十几年学的任何功课都重要。她让我答应她两件事，一件是好好活着，另一件，就是再也不碰不认识的野蘑菇。第一件，我一直在努力做。这第二件，我要记一辈子。”

老婆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走过来，轻轻抱住了我。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出现过任何野生的菌子。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看似偏执的坚持。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那不是一盘菜，那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少年对一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恩人，所能遵守的最郑重的誓言。

那三天三夜，冲垮了我的村庄，夺走了我的亲人，却也给了我一个叫苏婉清的老师。她只陪我走过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却用她的善良和智慧，照亮了我余生的全部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