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书内容的真真假假

在个人的阅读历程中，“怪书”这个概念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从最初接触到伍尔夫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时感觉它们非常古怪，再到渐渐对此习以为常；从第一次阅读卡夫卡时所感受到的冲击力，再到此后看到诸多异化之类的文学主题都仿佛是K的分裂细胞；再到《忒修斯之船》等等噱头大于内容，其实一点也不古怪的书籍，可以说人的经验对于“古怪”的阈值好像没有什么上限，只要接触得够多，表面上古怪的东西也就平常了。然而与此同时，却依旧存在着一条界线，区别着“正常的书籍”和“真正古怪的书籍”。前者只是让我们暂时困惑于作者的思想和文字的逻辑，而后者则拷打着我们对“阅读”甚至是“书籍”这些概念本身的认知。

“这是书吗”——这基本上是人们对于怪书的第一反应。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感受是在书店里拿起了一本朱嬴椿的《虫子书》，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关于虫子的书或诗集，但翻开之后才发现整本书的内容都是虫子们爬行留下的墨迹。这本书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书”的认知——按照我们的常识，书是要给人阅读的，书里的内容展示着创作者的所思所想，然而一本没有内容的书，甚至严格来说创作者都不是人类的书，到底具有着什么样的存在意义呢？抑或说，它们只是缺乏一个崭新的解读空间？当然，作者也意识到了这并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所以特别在封面上标注了“请读者谨慎购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艺术家，书只是一个他用于展示艺术理念的载体。它所以难以被人们接受的原因只是它没有像徐冰的天书那样待在展厅里，而是从艺术馆里的展品变成了作为书籍的商品而批量印刷。但它也许为我们揭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或许一切古怪书籍的神秘创作的源头都是一种初始的冲动。就像或许是人类最初的记录方式结绳记事一样，也许当时的祖先们只是想要记录一些最普通的事物，采用的也是最朴素的方式，但在今天留下来后却成为了一个值得人们探索的事物。这是怪书中的一类——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小孩子的画一样——创作那些怪书的人极有可能只是出于一时兴起，甚至只是想来一场恶作剧，于是就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奇怪的书籍。其中不少书籍已经成为未解之谜中的佼佼者，而它们的创作者甚至不乏知名人物。

结绳书写系统“奇普”的一个样例，算是印加形式的书。

例如，了解过博物画的人肯定会知道鼎鼎大名的约翰·奥杜邦，他发现了25个新物种，并且其著作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鸟类学著作，然而人们在和奥杜邦相关的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并不存在的物种，它们的名字也很古怪：水牛吸盘鲤鱼，扁鼻双鳍鱼，甚至具有防弹能力的魔鬼杰克钻石鱼等等。这些物种根本不存在，而它们会出现在博物学家的笔记中的唯一原因，则是奥杜邦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戏耍了让自己感到不讨喜的博物学家，他信誓旦旦地告知对方当地存在着这些新物种，而另一位自然历史学家康斯坦丁·拉芬斯克也就把它们记录了下来。《1818年旅行笔记的第17本》也就这样成为了一本古怪的书稿。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场愚弄人的恶作剧，但它发生在奥杜邦的身上并不奇怪——这位博物学家非常擅长伪造数据和学术欺诈，借此树立权威并打击其他学术人士。

纯粹出于捉弄目的而诞生的“骗局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狄奥尼修斯虚构了一本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狄奥尼修斯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要捉弄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位身材肥胖的老师。结果这位老师信以为真，还在自己对索福克勒斯的研究中引用了这本伪作的内容，等到研究内容公布后，狄奥尼修斯才得意洋洋地宣布这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纯属子虚乌有。尴尬的是，他的老师反而不相信这个事实，坚持认为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本人的作品，直到狄奥尼修斯指出了他藏在其中的一句台词，那句台词里包含着他老师的名字，“赫拉克利德斯对文学一无所知，而且恬不知耻”。

狄奥尼修斯的恶作剧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近代的索卡尔事件。1996年，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量子物理学领域的后现代论文，文章内容通篇胡说八道，但是居然通过一系列术语和混淆的逻辑通过了杜克大学的审核并最终发表。索卡尔这个讽刺性举动一时间让后现代文化研究羞愧难当，也引发了公众对学术话语的质疑——当大众都听不懂那些艰涩的概念和理论时，难道说这些话的学者们真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

人文领域毫无疑问是这种讽刺最频繁发生的地带。1943年，澳大利亚也发生了一场颇具讽刺性的文学骗局。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尉和下士因为热爱诗歌而成为朋友，但他们都认为世界上的诗歌正在衰落，现在到处都是连日常意义都无法正常表达的、荒诞的现代先锋诗歌，于是，这两个人随手找了些印刷品，从上面胡乱摘抄拼贴词语，用了一个下午完成了一部名为《里普曼的押韵词典》的诗歌，然后用了个化名欧内斯特·马利向文学杂志投稿。马利的诗集目前还能搜索到一些相关资料（因为它后来难以置信地出版了20多次），其中一些诗句大抵是“面包和鱼，或同样是奇迹/因为在这灵巧的五角星中/我们囚禁了我们的愿望。虽然静止如雪花石膏，这条鱼仍会/从心灵的灾难中游/向那挥之不去的赞美诗。如果这是我们严肃嬉戏的/常态，那就没有悔意：我们神奇的力量，能劈开无知的风暴，劈开夸张的风暴”之类的诗句。

本来这就是一场胡乱拼贴的恶作剧，结果文学杂志《愤怒的企鹅》的编辑马科斯·哈里斯看到后却对这些诗歌产生了惊为天人的感受，直接将秋季的杂志整刊都留给了这些诗作，还制作了特别版面。真相公布后，编辑哈里斯还不死心地雇佣了私家侦探调查诗人马利，结果也只能是“查无此人”。

不过，这本奇怪诗集的故事还没有终结，事后，出版了这些诗歌的编辑哈里斯被澳大利亚法院指控发表道德败坏的文字，但面对这堆伪诗，法官也说不出它们究竟哪里道德败坏，同时哈里斯还在法院上激情地为这部恶作剧伪诗辩护，捍卫诗歌自由。只能说，这场恶作剧反而让诗歌具有了一个更加宽容的世界。

《圣日耳曼伯爵的三角书》，据说用密文记载了长生不老的秘密。

真正的诗人约翰·阿什贝利也曾经提到过马利的诗歌，他说自己在大学开设诗歌写作课并布置阅读内容，但是学生们似乎并没有按照清单阅读，他自己也不想通过给诗歌打分的方式来进行考试，最后他想出的办法就是给出一首真正的现代派诗歌和一首马利的诗歌，让学生们判断哪一首是伪诗并给出理由，以此作为诗歌写作课期末考试的内容。马利的诗歌目前已经走出澳大利亚，在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出版，澳大利亚的博物馆还举办过和马利相关的展览，直到2009年，海德现代艺术博物馆还举办了一场名为“马利：骗局及后续”的展览，探讨该骗局的起源、发展以及对文化的后续影响。这个虚构的人和恶作剧诗集就这样成为了文学史上有趣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在人类信息尚不发达、对世界认知还不完善的时代，另一个极容易造假的体裁便是游记。18世纪时，一本讲述“福尔摩沙”（这个词来源于葡萄牙语和拉丁语，意为“美丽的地方”，曾经被欧洲人用于指称台湾）的游记突然在英国风靡。这本书的作者署名为乔治·萨尔玛纳扎——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他在书中拼凑了一堆关于福尔摩沙这个地方的地理和人文风俗，虚构的方式完全击中了18世纪时欧洲人的猎奇心理。这个欧洲作者号称自己就是来自福尔摩沙这个地方的人，他还参加了大量聚会，在餐桌上直接大口吃生肉来表示自己的习惯和书中描写的内容一致。在他的虚构中，福尔摩沙人不穿衣服，每年会使用18000个男童的心脏祭祀，丈夫可以随便吃掉出轨的妻子等等。当有人质疑，为何他作为一个生活在热带的福尔摩沙人皮肤却像欧洲人一样苍白时，萨尔玛纳扎表示这是因为福尔摩沙人都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地下。

福尔摩沙的虚构地理混合了当时的日本游记、印加游记以及阿兹特克人历史，但它依旧十分畅销，后续还推出了增订本。当这场福尔摩沙的骗局被揭穿之后，一个面子上非常挂不住的人则是写出了《格列佛游记》的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他在作品《一个谦逊的提议》中写到的吃小孩的场景，就来自于他读到的福尔摩沙故事。

长着四条腿的“跑鱼”，“像小狗一样”跟着它的发现者。图片出自路易斯·雷纳德的《鱼类、小龙虾和螃蟹》一书。

约克理发-外科医生行会的手册，制作于1475至1499年间。左边画着“十二宫人”，各种占星符号与人体部位相关联。右边是一个历象转盘，或称纸仪表盘，显示了月份及对应的星座符号。当时的医生在进行手术前需要充分考虑月相等因素。

困惑的背后

大多数时候，一些书的内容之所以诡异莫测，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无法解读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内容的诡异只是它们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可以分为很多类别，而创作者也并不是出于恶作剧心理去创作了这些书——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欧洲早期的医学书，由于对人体结构缺乏了解，这些医学书里总是会出现非常诡异的内容，比如用现代人视角去看完全无法理解的骨骼结构和血液循环，比如对各种病症堪称离谱的治疗方法，甚至那个时代的医学还总是与宗教、星象等神秘学密不可分，会根据星象来确定治疗日期等等。然而，神秘学的确是怪书辈出的一个领域。中国古代也不乏这类书籍，典型代表则是衍生出了无数解读的《周易》，另外还有诞生出了大量谶语传言的《推背图》等等。所有与预言相关的内容基本都具有模糊的特质，它们总是在内容上呈现模棱两可的话语，让人捉摸不透，又看似可以和特定事件产生关联。而由于宗教等原因，欧洲的神秘学书籍更加庞杂，历史上还诞生了不少“魔法书”之类的产物。

《狂人图书馆》

作者:（英）爱德华·布鲁克-希钦

译者: 盛钰

版本: KEY·可以文化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

魔法书是一种在社会早期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模糊产物。一方面，它的确诞生于宗教，从古埃及到西非地区再到基督教国家，人们或者会在葬礼上诵读一些庇护死者前往彼岸的咒语，或者会使用《古兰经》《圣经》等宗教典籍净化灵魂并逐渐发展到用这些典籍泡水来净化肉体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书籍中记载的“魔法”的确是人类早期的经验性实验。在17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在打压魔法书的同时便也引起了辩论，因为科学和宗教之间似乎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例如英国的“血蛭书”，这本书里记载了荒唐的咒语，但同时也记载了如何运用水蛭进行医学治疗的方案，人们很难判断它到底是属于魔法还是科学。另外还有同时涉及魔法和占星术等天文知识的书籍，也都让人难以判断。但是依旧有不少书籍属于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魔法书”，因为这些书籍的目的已经发展到了很离谱的程度：召唤恶魔或天使。13世纪的《七日谈》列出了召唤一周七天分别对应的天使所需的仪式；《大魔法书》讲述了如何运用魔法阵召唤出魔王大首相路西弗吉·罗福卡尔；《红龙》同样描述了召唤恶魔的方式；《巴勒门之书》里留下了能召唤行星灵体的魔法符号。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说有些魔法书的存在是为了召唤天使祈福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多的恶魔书来告诉人们和魔王签订契约的方法呢。根据过去研究恶魔书籍的资料和试图召唤恶魔者的行为显示，人们几乎完全是出于贪欲而衍生出了这种目的。《大魔法书》曾经风靡一时的原因便在于人们相信魔王路西弗吉掌握着神秘宝藏，“魔法寻宝”也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髦。而埃及在历史上也因为这类迷信导致了大量古墓的破坏，从15世纪起，类似的阿拉伯魔法寻宝书籍就一直吸引着人们前往埃及探索，这些书籍里也讲述了魔法咒语和驱散魂灵守卫的方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源源不断的盗墓者在埃及肆无忌惮地挖掘，其中一本《埋藏的珍珠之书》的编辑艾哈迈德·贝·卡勒认为，这本书对埃及古代遗迹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战争和自然侵蚀。这些书籍也达成了一种非常讽刺的效果：当人们试图从书中召唤出恶魔时，恶魔便已经在书前被召唤出来了。

不过，这些曾经流行的魔法书在如今已经成为了特别罕见的珍藏品。由于17、18世纪基督教会的严厉打击和猎巫运动的兴起，私下收藏这些书籍在当时变得极度危险，以至于大部分魔法书都消失在几百年前的火海之中。现在不少藏书家已经将寻找这类书籍变成了爱好——但这类书籍储藏最丰富的地点应该在梵蒂冈，几百年前为了“知己知彼”，梵蒂冈教会将一批邪典和魔法书籍都储藏在禁书藏书室中，有一部分书籍也因此而成为了罕见的孤本。

密码与特殊用途的书籍

关于无法解读的怪书，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分类，便是大量未被解读的密码书。大部分密码书的成因都让人难以知晓——因为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信息一定需要如此繁杂的加密处理，但它一直都非常吸引人。早在16世纪，人类就掌握了使用柠檬汁制作隐形墨水、再通过加热进行阅读的密文处理方式，同时，人类社会也诞生了大量制作隐形墨水的方案以及不同的加密工具。最早的加密工具可能出现在4世纪之前，当时的女性们除了通过书籍掌握常规的日常烹饪等知识外，也通过一些书籍掌握了如何书写并阅读加密信息来隐藏情事。而更早之前，古罗马的皇帝恺撒也是一个加密信息的热衷者，当时人们处理加密信息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打乱字母的排序，让所有词汇变得无法辨认；在古希腊时期，也已经诞生了军事用途的密码棒来安全地传递讯息。这些都成为了后来人们常规书写密码书的方式，即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加密系统。

但是，最著名的密码书《伏尼契手稿》却是个例外。

《伏尼契手稿》内页。

《伏尼契手稿》是波兰珍藏本书商威尔弗里德·伏尼契在1912年发现的一本书，它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书里画着大量奇异的插图，世界上不存在的植物，以及完全无法解读的语言。它著名的原因之一必然是至今无人能够破译（包括大量的密码爱好者、语言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密码学专家等等），然而试图破译的密码学专家们都发现《伏尼契手稿》的密文极为特殊，它似乎不参照世界上的任何一门语言，但同时又隐约能发现这些密文之间有着自然联系，并非胡编乱写的涂鸦。这种特征导致了对《伏尼契手稿》的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使用的是已经失落的语言，或者外星人的语言，甚至有人称它为天堂之书，书里那些奇异的植物就是伊甸园里的植物等等。

世界上还存在着大量无法解读的怪书——不仅仅是因为密码，也可能是因为某些事物在历史中已经消失，例如有些书籍上记载的古怪符号可能只是某个地区的族徽或者用于给天鹅标记的符号。它们吸引着人们去解读的原因，除了解谜本身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乐趣之外，也在于很多人相信那些被加密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秘密的知识，就像几个世纪前的人们热衷于设置寻宝图密文一样。它们背后到底是否隐藏着有价值的内容这件事情已经慢慢变得不再重要，发现和解读这些怪书本身已经成为了有趣的探索过程。

撰文/宫子

编辑/张进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