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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南京，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在南京和宝应县城经商，母亲在家中操持家务。

我的全家祖辈虔信佛教，父母亲常年拜佛，叔父也是出家人，在扬州平山堂大明寺担任方丈。

小的时候母亲带了我去看望外祖父，外祖父见我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于是将我带在他的身边，就这样我跟随外祖父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

外祖父的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只相隔几条街。

外祖父姓沈，在宝应县城开了一间衣店，买卖旧衣服。

那时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大部分的衣服来源于县里的当铺，当铺给顾客三个月的时间赎回所当的衣物，如果三个月过后顾客不来赎取，当铺还可以再延期三个月，到了六个月时还没有人来赎，当铺就可把衣服自行处理，卖给衣店，衣店把这些衣服转手零卖。

因此每当宝应县城的当铺中的衣服到期没有人赎回时，当铺就将这些衣服交给外祖父的衣店。

这些衣服有不少是质地上等的货色，因为不好的和不值钱的衣服当铺是不会随便接受的。

在我的记忆中，外祖父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思想非常保守，而且为人很固执。

外祖母则为人和蔼，勤劳贤惠，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

外祖父有两个儿子。

长子，也就是我大舅，从小在家受尽了外祖父严厉的家教，终于有一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离家出走逃到了上海，从此不再回家。

次子，即我的小舅舅，不是我外祖母所生养，而是外祖父早年在外面有外遇时的结果。

他长得很英俊，但喜欢成日在外面游荡，或许是受不了外祖父的管教。

大舅出走后，外祖父为了防止小儿子步老大的后尘，将一条铁链子拴在他的脚上，只让他在屋子里活动，不准出屋半步。

我那时只有四至五岁，不明白为什么小舅舅脚上要戴锁链。

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小舅舅因为不听话到处跑，所以外公要把他锁起来。

那时候还是军阀割据的旧时代，父母可以随便管教子女，没有任何法律的限制。

到了小舅舅该结婚的年龄，外祖父为他迎娶了一位苏州姑娘。

新娘子容貌漂亮，也十分贤慧。

但尽管成了家，小舅舅却依然被外祖父强制锁在家里，没有活动的自由，只能与妻子相伴，终日生活在自己的小房间内。

眼看着小舅舅被关在家中无所事事，外祖父便要他练习裁缝手艺，白天给人家缝制衣服，到了晚上就和妻子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这位小舅母为小舅生了一个女儿，可是产后没有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就死在和小舅舅朝夕相处的房间里。

那时我年纪还很小，记得小舅母去世的时候，我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向小舅舅住的屋里张望，只见小舅母很安详地躺在床上，邻居们来来往往，为她换上寿衣，准备装入棺材。

发丧时小舅母的娘家没有任何人来，大概她是个穷困家庭的女子。

小舅母去世以后，外祖父心里明白他再也拴不住小儿子的心了，于是主动去掉了小舅舅脚上的锁链。

获得了自由，小舅舅如出笼之鸟，远走高飞，从此就杳无音信，留下了自己幼小的女儿与外祖父相依为命。

当时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外祖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尽管外祖父对自己的儿子十分严厉，但对我这个外孙却非常宠爱。

他教我认方块字，读百家姓，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我的记性好，有时外祖父不记得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就来问我，我准能帮他找出来。

自从外祖母去世，小舅舅出走以后，外祖父便不再做买卖，靠放债收利钱生活。

附近做买卖、开饭店的人都喜欢向他借钱，于是外祖父每个礼拜就要出去转一圈到各家收债。

靠着利钱的收入，我和外祖父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记得不少饭店欠外祖父的钱到期不还，外祖父收不到钱，于是就干脆带了我去这些饭店吃饭，爷孙俩吃完了也不用付钱，抹一抹嘴就走，饭钱从饭店欠的债里扣除。

到了我八岁的那年，外祖父去世了，临终前他一把火烧掉了手上所有的债据，从此与乡亲们两不相欠。

我童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我的家乡是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驻扎在宝应县，我和外祖父出门时常看到军队在操练。

大约在我六岁那年，北伐军打到了江苏，与孙传芳的军队在运河一带激战。

这一仗打下来，孙传芳大败，记得那时国民革命军使用的武器非常落后，不少士兵手里拿的是长矛或勾连枪，全凭湖南人强悍勇猛的士气冲锋陷阵，打败了强敌。

孙传芳曾经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懂得军事，占据了江南富庶之地，号称五省总司令，势力强大。

不久，孙传芳联合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力量反攻国民军，一直从徐州打到瓜州。

这时南京的指挥官是白崇禧，指挥国民军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再次大败孙传芳的军队。

这一次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潮水般地日夜兼程向北方落荒而逃，路过宝应时，我看到团长坐在轿子上被人抬着，士兵则是一路抢劫而来，可以说是遇店便抢。

这天我父亲正好出门办事，劈面遇到一伙刚抢完布店的败兵，正在把抢来的布匹装在一辆黄包车上准备拖走，见到我父亲，不由分说便当场抓了壮丁，强迫他拉着载满布匹的黄包车随军撤退。

父亲脑子机敏，没走多远就推说肚子痛要上厕所，乘机钻入一条小巷溜回家中，逃脱了与家人离散的命运。

后来我听说有的乡亲被抓壮丁后，被迫拉着劫的钱财从上海随军一直到了山东。

外祖父去世后，父母把我接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时父亲经营煤和铁的批发，将外地批发来的钢铁在当地零售。

家里还拥有一百亩左右的田地，苏北运河一带自古就是中国的粮仓，以前所打的粮食都要运往北京，年成好的时候，家中每年可收一百担上下的稻谷，年成不好，收入就要打折扣，如遇荒年还有可能颗粒无收。

靠着父亲的生意和收地租，家里的生活还算宽裕。

不知为什么，自从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便开始生病，接二连三地打摆子，父亲要经常带了我找城里的医生看病。

医生开了方子，我们便去药铺抓药。

那时候的药铺可以记账，抓药时不必付现钱。

布店也是一样，如果一家人孩子多，可以先把布拿回家缝制衣服，到了年底布店才来上门收账。

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多，左邻右舍彼此认识，相互赊账比较放心。

药吃得多，对中药材就慢慢熟悉了，走进中医铺，只要看到台子上放的药，我便知道大概是哪几味。

尽管吃了不少中药，我的身体却不见好，依然是三天两头地生病。

眼看着我的病总是不见好，父母亲于是请来了一位算命先生为我打卜算卦。

算命先生告诉父母亲说，你们这个孩子在家里是养不大的，如果想要他活下去，除非送到庙里。

我们全家祖辈信奉佛教，我的二哥和叔父都出了家，叔父还在扬州平山堂大明寺作方丈。

我父亲认为，出家本是很有功德的事情，如果到私庙出家，将来可以把庙继承下来，庙里有财产，不必为生活担忧，而且受人尊敬。

于是父母亲听了算命先生的劝说，在我八岁那年，把我送到了兴化县的安乐寺。

2

我的第一个师父名叫脱老，人长得很高大，他原来是安乐寺的方丈，退居后庙子专门建了一栋带花园的洋房供他居住，就在寺庙的旁边。

我是脱老的第一个徒弟，老人家一见我就十分喜爱，为我这个小徒弟缝制了许多新衣服。

我和师父一起住在花园洋房里，地方宽旷而幽静。

安乐寺是个大庙，住有不少和尚。

庙里的新方丈非常严厉，对于和尚的行走坐卧都有各种规矩，比如走路时不可把袍子大袖甩起来行走，不可昂首阔步，要抄着两手慢慢行走等等。

这些严格的清规戒律对于我这个刚刚入门的小孩子一时很难适应，好在脱老师父对我十分慈祥，百般照顾，从不呵斥。

师父将送我去读书，学费由他支付，每天早上佣人背着我去镇上的私塾，到了下午三点放学以后再把我背回寺庙，凡事都有人服侍，把我当成小少爷。

算命先生的话果然很灵验，自从进了安乐寺，我便不再生病了。

兴化县是个鱼米之乡，乡民生活比较富庶，经常来请庙子的和尚去做各种法事，比如念经超度等等。

安乐寺因此而香火旺盛，几乎每天晚上和尚们都要外出做佛事，连佣人也要随同和尚一起做帮手打杂。

中国人的习惯是人死了在家停放七天，每天要请和尚念经，帮着照看尸体，另外每个人死后的周年纪念日，常常也会请和尚上门为过世的亲属念经。

比较流行的一种法事叫做放焰口，为死去的人超度亡魂。

一次放焰口需要五个和尚，一个和尚做主持，其余的四个帮手念经。

外出做法事时，一组和尚再加上几个负责抬法器的佣人作挑夫，佣人除挑法器外还负责法事的搭台及撤台等工作。

这些佣人在庙子里的时间长了，懂得不少做佛事的规矩，被称作道人，意思是有道之人。

因为每次随同和尚外出打杂都能够分到一份酬劳，他们自然很愿意外出打杂。

这一类的和尚被人称为“赶忏和尚”，他们每日白天睡觉，晚上外出为人做法事，常年如此，根本没有时间去认真地学习经论和修行。

就这样，每天到了傍晚时分，安乐寺的和尚和道人便全部出动， 偌大的庙子顿时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师父脱老和我一老一小两个人。

天黑以后，庙子里更加寂静，四下无人，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声响，我便觉得心惊胆战。

睡觉时，整个身子缩在被子里，头也不敢伸出来。

三个月后父亲到庙子来看望我，我请求他一定要带我回家，父亲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能带我走。

师父脱老见留不住我，知道法缘不顺，但心里依然十分难过，听说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收过徒弟。

怪的很，离开了庙子，刚刚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便又开始生病。

父母亲记起了算命先生的话，只好再一次为我找庙子出家。

经过了一番打听，扬州平山堂大明寺的方丈自坛老和尚正好想收个徒弟。

于是，家里便把我送到了扬州的大明寺。

3

大明寺是个有名的寺庙，它的历史悠久，鉴真和尚是唐朝时这里的方丈，后来他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代宗师。

寺庙坐落在扬州瘦西湖边，风景秀丽，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寺内有一座琼花园，很有名气，园里种满琼花，当年隋炀帝看琼花正是在扬州，所谓“琼花一现”， 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大明寺没有多少田产，因此算不上是富裕的寺庙。

我刚刚到那里的时候，庙子的很多地方已经荒芜而残破，只有招待游客的那一边还比较热闹。

寺里有座大殿，殿内三尊大佛，十六罗汉。

除琼花园之外，寺的东面有放鹤亭，有个七彩玻璃厅，厅的后面就是方丈室。

我常在招待游客的地方看书，那里有两三间房子，夏天可以纳凉，环境很好。

大明寺不对外做佛事，主要的收入来自游客。

庙里有一眼泉水，号称天下第五泉，水味清甜，用它泡出的茶清香可口。

游客到了这里，一般都会要上一壶茶，一面品茶歇息，一面观赏瘦西湖的美景。

庙子也向游客提供素斋，素斋的名菜有口外蘑菇，用张家口内蒙古一带出的蘑菇，菜一上桌，香味扑鼻。

其他还有素火腿，素鸡等。

素斋的价钱不定，由客人随意，有的给多，有的给少，但一般的游客都不会太吝啬，有时遇到上海来的有钱人，出手更大方。

历史上不少名人曾经来此一游，在寺庙留下很多墨宝，比如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诗文。

庙子出售名人的墨宝字帖，购买的游客也很多，靠了这些游客，大明寺每年能够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中国的寺庙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作十方丛林，另一种叫作私庙。

十方丛林的庙子财产属于寺庙所有，不属于方丈或哪个私有，方丈只是寺庙的管理人，不拥有寺庙的财产。

一旦方丈退休或离去，寺庙会从本庙的法师中推举一位新的方丈，或从外面请来一位有声望的和尚来担任。

这叫作传贤不传子。

另一种寺庙是属于私人拥有的，叫作私庙，它是方丈私人的财产，方丈可以把它传给自己指定的徒弟，徒弟再传给徒弟的徒弟，就这样如同一个家族世代相传，被称为传子不传贤。

从清代以来，传贤与传子都有各自的系统。

大明寺是一座十方丛林的寺庙，自坛和尚是大明寺的方丈，除了管理寺庙，他自己还拥有一座私庙，坐落在宝应的泛水镇，叫作太平庵。

这个庙子是他用自己的钱从别人手中买下来的，准备退休以后移居到那里。

我做了自坛和尚的徒弟，但人并不住在大明寺，除了夏天时到大明寺消夏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他的私庙太平庵，以及自坛和尚早年出家的庙子，叫作种善寺。

这个庙子也是一间私庙。

太平庵地处乡下，周围没有学校，上学要步行三十里路到泛水镇。

为了方便我接受教育，自坛师父安排我到镇上的种善寺去住，学校放假时再回到太平庵。

种善寺是他当年出家的地方，方丈名叫脱凡老和尚，是他的师父，我的师公。

由于我的师父是这座庙子的当然继承人，而我又是我师父将来的继承人，住进庙子是理所当然的。

师公脱凡老和尚一见我就很是喜欢，百般照顾，每天派人送我到镇上去读私塾。

泛水镇上的这间私塾是由一位前清举人，名叫张小湖的先生兴办的。

张先生在本乡才学出众，教书认真，对学生管教严格，在泛水镇远近闻名。

他对学生的收费不便宜，每年要十二个大洋，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的学费自然是由种善寺来支付。

我从小经过外公的启蒙，教我读书写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跟随张先生学习，进步很快，一年下来，已经能读《古文观止》了。

就这样，我每天去跟张小湖先生读书，放学回到庙子后凡事有人侍候，不须劳动，每日三餐，早上吃粥，有小菜，有时也有烧饼油条，中午吃米饭，几样小菜，午饭过后又去上学。

我喜欢寺庙的生活，和庙里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庙子里安详而恬静，晚上睡觉也不必再担惊受怕。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再没有生过病。

【作者：邢肃芝，（1916-2014），法号碧松法师，藏名洛桑珍珠，生于江苏南京，是20世纪汉藏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

他9岁皈依佛门，青年时期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后赴藏深造，成为首位获得西藏三大寺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