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的冬夜，风卷着中山北路的枯叶吹过巷口，我攥着毛人凤签的训令坐在吉普车后座，烟味在车厢里飘着，三天前保密局那个脸色难看的长官把文件拍在我面前，我正被两记大过压得喘不过气，老郑越狱的事像根刺，卡在每个人喉咙里。

谷组长，吴次长的档案，司机递过来时手指都攥得发白，吴石这名字在台儿庄战报里响过，现在却和共谍两个字挤在密报最上头，技术总队几个字从我嘴里出来时，那中将还披着睡袍站在门口，眼角的纹路像刻进去的硬茬儿。

搜查到第七分钟，吴太太端茶的手抖了一下，茶几底下有个牛皮纸袋，半遮半掩的，我刚想看，吴石又踱步过来，脚步声挡住了视线，他第三次走过书柜时，金属碰响混在脚步里，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后来李汉一从马桶水箱掏出微型电台，我才懂毛人凤为啥非得带次长夫人走，有些事，藏在睡衣底下，比谁都深。

老先生不会放过他，我在北一女的围墙外对吴太太轻声说，她鬓角的珍珠发卡在路灯下闪着光，这个以前常去南京高级将领家的女人，现在像一片干叶子，直到我提到吴石在史政局提拔小科员的事，她眼睛才猛地一缩，那个人三个字刚出口，我就想起老郑被抓时也是这样的眼神，像是被逼到墙角的野兽，却又松了口气。

凌晨五点，油条的香味飘进审讯室，混着消毒水的气味，吴太太在笔录上签了字，钢笔尖在“亲戚”两个字上拖出一团黑墨，我看着窗外慢慢亮起来的天，想起毛人凤说“等吴次长自己找上门”时，嘴角那点笑，李汉一冲进来报告说吴石书房找到一本暗语日记，我正把那份假的泉州街埋伏报告，塞进保密局局长的门缝里，历史书不会写，有些事是怎么在油条香里慢慢长出来的，又怎么在安眠药瓶底，碎成粉末。

十天后军事法庭上，吴石将军穿着那套军装，一丝不乱，旁听席有人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吴太太临走前写的几个数字，那是她远房亲戚在鼓浪屿的老门牌，后来我才晓得，那地方三个月后成了位老将军的灵堂，毛人凤的办公室还挂着“军情第一线”的牌子，可每到夜里，风从中山北路吹过来，总带着一九五〇年冬天那句没说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