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年间，一场影响深远的变法正在全国推行，而这场变革的推动者——宰相王安石，却在政务繁忙之余，对一个奇特的文学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重修《三国志》，并赋予其“塔防”的新视角。

这个看似穿越时空的构想，实则蕴含着王安石深刻的政治考量。

变法的隐喻：三国历史的新解读

王安石为何对三国历史如此着迷？答案藏在他的改革理想中。

当时，北宋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犹如汉末三国时期的局势。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从青苗法到保甲法，无一不是试图构建一套完善的防御与治理体系。在他眼中，三国时期的军事布局、城池攻防、人才运用，正是他推行变法的历史镜像。

“塔防”这一概念，虽然宋代并无此词，但王安石心中的“塔防”实指战略要地的系统性防御。他曾在与门人的交谈中表示：“三国之争，实为城池、要隘、粮道之争。若能以‘防’为纲，重述三国，必对今之边备大有裨益。”

王安石设想的新《三国志》，将聚焦于三国时期的军事防御体系：从赤壁之战的水上防御，到合肥之城的坚守；从诸葛亮的北伐路线规划，到姜维的汉中布防。这些内容在传统史书中虽有点缀，却从未成为叙事主线。

苏东坡的犹豫：为何不敢接此重任？

当王安石向当时文坛翘楚苏轼（苏东坡）提出这一编撰邀请时，出人意料的是，一向才思敏捷的苏东坡却婉言谢绝了。

表面原因，苏东坡称自己“才疏学浅，难当此任”，但深层原因则复杂得多。

首先，苏东坡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存在分歧。作为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之一，苏东坡担心参与此项目会被视为向王安石派系靠拢。在派系分明的北宋政坛，这一举动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其次，苏东坡对历史编撰有着自己的原则。在他看来，历史应当以记录事实、评判是非为主，而非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史者，天下公器也，岂可为一时而曲解？”

最重要的是，苏东坡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项目的危险性。以“塔防”角度重写三国，本质上是将历史工具化，用以支持当前政策。这种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读，可能开创不良先例。

未被书写的历史：另一种可能

倘若苏东坡当时接下了这个任务，中国历史文献中是否会多出一部奇作？我们只能推测。

从苏东坡后来的作品《赤壁赋》中，我们能看到他对三国历史独特的文学诠释。他将历史事件升华为人生哲思，而非简单的军事分析。这种处理方式，与王安石期望的实用主义史观相去甚远。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并未完全否定三国历史的当代价值。在《诸葛亮论》等文中，他同样探讨了三国时期的人才运用与政治决策，只是他的视角更注重人文关怀而非军事策略。

历史的玩笑：穿越时空的误解

今天回看这段轶事，最令人玩味的是后世对“三国志塔防”的误解。有人望文生义，以为王安石想要创作的是类似现代电子游戏的作品，这实属时空错位的笑话。

实际上，王安石的构想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一种持续的传统：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为当代政治寻找合法性与智慧。从孔子修《春秋》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莫不如此。

苏东坡的拒绝，则体现了文人对历史独立性的坚守。在他眼中，历史不应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而应保持其批判与反思的功能。

这场未完成的合作，最终成为北宋文化政治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那个时代思想活力的同时，也揭示了政治分歧对文化创作的制约。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位宋代文化的巨擘，最终未能携手完成这部奇特的史学作品，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历史的趣味往往就在这些未完成的篇章中。一部不存在的《三国志塔防》，反而比许多已成书的著作更能揭示那个时代的思想脉络与矛盾。或许，这正是历史与我们开的一个深刻而幽默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