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凤青（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治史60余载，张海鹏始终秉持以史经世的理念。作为史学家，他在构建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自成一家；作为多个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为组织学术活动、推动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从历史的角度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大潮同频共振。行行重行行，一路走来，张海鹏收获着，奉献着，初心未改。

张海鹏，1939年出生于湖北汉川。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张海鹏文集》（七卷本）等。主编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近代通史》《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台湾史稿》《复兴文库·第二编》等。

《张海鹏文集》

张海鹏（中）在抗战史讲习班上发言。

进入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1939年出生于湖北汉川一个贫寒农家。父亲租了一两亩水田，此外还售卖早点，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来犯，新四军曾在那里奋勇抗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那里。张海鹏亲眼看到，一个国民党小军官和几个士兵到他家吃油条“过早”，“眼睛一横就出门”，不给钱。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军武汉前夕，张海鹏帮解放军挖战壕，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些经历对张海鹏后来选择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影响。

张海鹏上过一年私塾，1946年上新式小学，前几年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1951年秋，他小学毕业，考入湖北省立马口中学。1954年7月，张海鹏从该校初中部毕业，随之考取湖北省立孝感高级中学。那时恰遇长江大水，他的家乡汉川变成了一片汪洋，出行困难。到9月初，上学报名期已过，而且家境贫寒，拿不出路费，他在家当了两年农民，做过互助组记工员、会计。1956年9月，他再次考入湖北省立孝感高级中学。

1959年，张海鹏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名家荟萃。中国古代史有李剑农、谭戒甫、唐长孺等，中国近代史有姚薇元、汪贻荪等，世界史有吴于廑、张继平等。张海鹏学习非常认真，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是关于苏美建交问题的研究。1964年大学毕业时，他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也作了充分准备，但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提出希望他报考外交学院。他接受组织安排转报外交学院并通过了考试，但未去读就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挑去了。自此，张海鹏的人生和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到近代史所后，张海鹏第一项任务是为北京科学讨论会做服务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科学讨论会，对拓宽他的眼界很有帮助。这次讨论会结束后，他到甘肃参加“四清”，后来又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参加劳动锻炼。张海鹏在黄县同农民一起劳动了7个月，对农村有了更多认识和了解。

在“文革”的艰难环境中，张海鹏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借来《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中国历代诗歌选》，摘抄诗词，还阅读《史记》，抄写相关段落，撰写按语。1972年7月回到北京，他收听广播电台的英语和日语节目，尝试翻译美国人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翻译了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近代史所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人参考。

从1975年开始，张海鹏可以接触一点学术研究工作了。他先是选择了翻译组，后又到了近代史组。那时，他开始协助刘大年编纂《中国近代史稿》，整理、校核注释，制作大事记、中外人名对照表，选配历史图片，此外还做刘桂五的学术秘书。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随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员。1978年，国家召开了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国社科院做出了保证科研人员一周五天从事科研工作的规定，张海鹏开始专职从事学术研究。这时他已近40岁，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春节也不休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度过了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

“元宝形”轨迹学说勾勒近代史脉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集中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基本线索、学科对象、历史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与争鸣上。张海鹏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其中，他提出的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沉沦”“谷底”“上升”的“元宝形”轨迹学说影响最大。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争论中，针对之前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屈辱“沉沦”历史的观点，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过程，是“不断沉沦的过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是社会的进步，而不会是‘历史的沉沦’”，这两种趋势同时并存。张海鹏当时注意到了这一说法，一直在思考，但没有发表看法。

随着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49年的认识日趋一致，特别是胡绳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题词时，建议把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看成是中国近代史后，张海鹏感觉对运用“沉沦”“上升”等概念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有一点新的想法了”，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正式发表一点意见”。他先是发表了一篇千余字的小文章，讲了基本观点，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学术演讲，以后形成文字，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为题发表于1998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

文章指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沉沦”的，或者既有“沉沦”也有“上升”等观点，都有一定新意，但都有片面性，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仅说近代中国是“沉沦”的历史，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在“沉沦”中有“上升”，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说中国刚刚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沉沦”的过程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难以说服人。

张海鹏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沉沦”，使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这个“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但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进步的力量开始酝酿和壮大，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跃出这个“谷底”后，积极向上的一面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根据上述思考，张海鹏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是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问题认识的突破，体现了对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整体思考。

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反响热烈，普遍认为这一观点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具有指导意义。有学者指出，该说“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新的理论架构”，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清晰了，更加形象化了，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也有学者对“谷底”的时间提出了不同认识。对于学者的质疑，张海鹏表示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此后，“元宝形”轨迹学说被张海鹏运用到了中国近代史的编撰中。1999年他为公安民警主编通俗读物《中国近代史》，就用“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与光明”作为第九章、第十章的标题，黑暗和光明表现了“谷底”时期“沉沦”与“上升”因素相互缠绕交织的复杂情形。2006年他在《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中把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谷底”与“上升”轨迹，进一步总结为“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2018年他和学生合著《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第七章标题为“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第八章标题为“中国社会开始走上曲折的‘上升’之路”。“谷底”的表现，既有洪宪帝制及其破产、北洋军阀统治及军阀割据战争等“沉沦”的一面，也有民族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成长、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等“上升”的一面。最重要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引领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

用“元宝形”轨迹学说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颇有意义。张海鹏认为，辛亥革命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时期，“沉沦”与“上升”的力量交替表演。其中，武昌起义胜利到中华民国建立是上升期的起点，又是民国历史的起点，是交替表演的第一个回合；袁世凯掌握政权，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失去政权，是第二个回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是第三个回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气急而亡，是第四个回合；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孙中山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兴起，是第五个回合。

张海鹏还认为，用“元宝形”轨迹学说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各个不同的历史转折构成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基本过程和特点。具体来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太平天国起义，是第二个转折；洋务新政的兴起，标志着第三次转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是第四次转折；1901年到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也是第五次转折；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北洋军阀垮台，是第六次转折；国共合作破裂和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是第七次转折；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是第八次转折；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协议与政协会议的决议不能履行，1946年6月内战开始，是第九次转折。可见，这个学说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

孜孜以求完成前辈夙愿

编纂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定下的目标。范文澜担任所长期间，即擘画撰写《中国近代通史》，还调配精兵强将，组成写作班子，但最终未能完成。刘大年担任所长后，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但只完成了前三册。1998年，时任近代史所所长的张海鹏在中国社科院一次内部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写《中国近代通史》。1999年，《中国近代通史》被写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报告，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在刘大年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时，张海鹏就参与其中。当时的编写方式是，各卷作者写出初稿后，由钱宏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拿给刘大年，刘大年大力修改后，由张海鹏整理稿子。1985年刘大年生病住院，考虑到自己病情严重，钱宏年龄大了，嘱咐张海鹏担负起《中国近代史稿》第四册、第五册的编写工作。张海鹏认为自己学问和资历都不够，但答应“会努力去做”。从1984年到1987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近代史稿》第四册、第五册的编写上面，为此“有几年一篇文章也没写过”。由于种种原因，第四册、第五册未能完成，这成为张海鹏的一个遗憾。

《中国近代通史》项目立项后，张海鹏按照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撰写了一份约1万字的报告，提出了编写此书的基本思路和努力方向，提交课题组成员讨论。他在报告中提出，以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并最终赢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为主线，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线索，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包括人口状况）、民族关系、边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内容贯穿起来，发挥近代史所“国家队”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写出体现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准确性的优秀成果。这个报告起到了统一编写团队思想的作用，对于高质量完成《中国近代通史》提供了保证。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张海鹏付出极多。了解编写过程的曾业英指出，为编写这套书，张海鹏不仅深入了解学术史，总结自20世纪以来分属不同政治势力、学术派别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设计和得失，提出自己的认识、整体设计和基本思路，还自己动手写了数十万字的书稿，“非他独著或合著的有些卷也留下了他的修改记录”，“是一个称职的主编”。初稿完成后，张海鹏“每卷都看了，每卷都提了意见”，“有的意见多一些，有的意见少一些”，有的卷“直接动手改”。尽管如此，张海鹏仍不满意，他认为“时间紧张，磨得不够，还存在很大的修订空间”。

2007年，10卷本53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全部问世。许多学者高度评价它的“通”，认为该著作较好地实现了“纵通”和“横通”的结合，既呈现出一部完整的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又突破了过去中国近代史基本为一部政治史的狭促格局，“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真正写通了的大型中国近代‘通史’”。也有学者认为，该著作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历程的客观反映，合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

作为近代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大部头”，《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弥补了近代史所只有“半部近代史”的遗憾，完成了范文澜、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学家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愿望。刘大年去世前依旧心系中国近代通史编写。当张海鹏向他提及《中国近代通史》要上马的消息时，他非常高兴和欣慰。项目完成后，张海鹏在回顾撰写、出版历程时总结道：“作为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逾40年，担任所里的领导工作超过16年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感谢长期以来研究所对我的教导，同时因为在我手里完成了几代人梦想完成的任务，感到可以告慰创所的所长范文澜、长期担任近代史所领导工作的刘大年先生。”

2016年，《中国近代通史》初版将满1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将其再版，张海鹏负责修订事宜。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后的10年间，近代史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发现和公布了一些新的档案文献，有必要在新版中予以吸收，但是此书所构建的近代史体系框架一时还难以超越，不宜大修，因此他提出维持初版基本风格、基本特点、基本结构的“三不变”原则，得到各卷作者与出版社的认可。在张海鹏和各卷作者的共同努力下，2024年1月，《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顺利出版。当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重大成果发布会，向学术界推荐这部著作。

尽心竭力推动史学发展

张海鹏做过5年近代史所副所长、11年所长，5年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6年会长，还担任过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为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不辞辛劳。

在担任近代史所领导期间，张海鹏为近代史所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贡献了许多心力。他认为，一个学术单位，第一要有优秀的人才；第二要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第三要有刊物作为学术成果发表的园地；第四要有好的图书馆；第五要开展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学科发展。他在这几个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几乎每年都要组织、策划大型学术会议，还要筹集召开会议的经费。他推动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推动抗战史研究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在培养人才成长方面，从1999年开始，所里每年举办一次青年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形成了培养青年学者成长的有效机制。

在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期间，张海鹏同样为学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素来被视作“史学奥林匹克”，申办工作“堪比申奥”。2004年当选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后，张海鹏提出把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中国史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2009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后，他开始考虑申办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事宜。2010年8月，在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期间，他发表申办演讲，受到与会各国历史学家的欢迎。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决议。此后，张海鹏全身心投入会议筹备工作。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这是115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

张海鹏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及时评论一些错误言论，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积极引导中国历史学健康发展。在撰写一些批评文章时，他的火药味很浓，有人说他是史学界的“炮手”，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与学界同人交往时，他和蔼可亲，一点儿架子也没有。

张海鹏注重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问题。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故意歪曲和否认侵华历史的现实，他与步平共同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批驳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指出“撇开历史”或者“搁置历史”都不能解决中日问题。2013年5月，他与李国强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窃占”钓鱼岛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特别是他们提出的“琉球再议”话题，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他推动近代史研究所创办台湾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中心，培养台湾史研究人才，主持编纂《台湾史稿》《台湾简史》，创办专业期刊《台湾历史研究》，使台湾史研究室成为台湾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我期望还能努力加餐饭，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心态，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贡献一点余力。”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学部委员工作室正式成立，这位86岁的学者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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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5年10月06日 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