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只有掉漆缺口的搪瓷缸放在教导处门口的长凳上时，手还在微微发抖。

走廊里风从尽头穿过，纸窗半掀，黑板报上的红纸角像鱼尾一样抖动。

“你自己说，动手没有。”

教导主任的嗓门不高，却压得住场面。

我往下看，能看见自己的鞋面，擦过的地方亮，边上起了盐霜。

“我拦了一下，没动手。”

这话出口，我自己也知道不占便宜。

午休时分，后排几个人起哄围住了小周，嘴里七嘴八舌。

“给我们念一段，让我们开开眼。”

那时我们班新进一台双卡录音机，大家把人声当了新鲜玩意儿。

小周话不多，嗓音细，她抱着本练习册，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我从班门口进来的时候，正看见那张练习册被人抽走，胳膊肘碰到桌角，铅笔从桌面滚到地上。

我没想太多，喊了句“别闹了”，伸手把人挡在身后。

我这一挡，肩膀撞上去，后面一个男生脚下打滑，椅子哗啦倒地。

后来就到教导处了。

“先回去，停学一周，写检查。”

那天教导处的墙上贴着上周的光荣榜，我名字在倒数第二行，进步生。

我点头，说了句“知道了”，把搪瓷缸夹在腋下，往外走。

走廊里碰见班主任，他看了我一眼，叹口气，说：“别倔，回去把事说清楚。”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像甩了锚，沉下去。

回家的风格外硬，过了代销店，玻璃柜里摆着橘子罐头，玻璃反光，像在眯眼看我。

母亲在家门口等，围裙上有碎花，手上还挂着线头，针插在袖口。

“咋了？”

我简短说了经过。

母亲没急，伸手把我肩膀上灰拍了两下。

“先吃饭，饭凉了人更凉。”

这是她惯常说的，我听多了，心里就稳了点。

我家住在筒子楼的尽头，冬天里头道门帘子总是涔着水汽，蜂窝煤炉子咕嘟咕嘟往外吐着气。

父亲晚些回，换工装时用手背抹了抹汗，听完只嗯了一声。

“你看着办，咱不占人便宜，也不吃亏。”

这话我懂，意思是：不求谁，也不躲谁。

停学那几天，我白天在家帮母亲缝衣角，晚上照样把作业写了，没定好的时间就当自己定。

楼上老两口的门帘坏了，叫我去帮着换。

我爬到凳子上，脑袋顶着门梁，看见门梁上用铅笔写着“1978.9”。

那年正是父亲拿到工会发的英雄牌钢笔的年份。

我摸了摸书包里那支英雄笔，漆面掉了一圈，笔帽夹子有点松，拧上去还板正。

“你这娃子，别把心揪太紧。”楼上奶奶在下面抬头看我，“一天到晚，书上字有啥用，手脚勤快才是。”

我笑一笑，“奶奶，这话也不能全算数，书上字还是得看。”

“哎呀你看他，还会顶两句。”她笑，笑里没有针。

停学结束，我按时回学校。

班里的空气像刚下过雨，桌面擦得亮，粉笔头摆得端。

小周的桌斗里露出一角蓝封皮，我经过时她没抬头，只是把纸往里推。

下午放学，她在楼梯口叫住我，手里攥着一张粗糙的稿纸。

“给你，谢谢。”

我接过来，只见上面用钢笔写了几行字，字不匀，里头有个“谢”写成了“射”，又被认真地涂黑。

纸边上有手汗的印子，我把纸叠好，塞在练习本里。

日子回到轨道上去，像轮子回到铁轨，不响却稳。

不久后，我又被叫去了。

“你去把检查贴出来吧。”教导主任说。

检查贴到黑板报旁边，红纸边上，醒目。

同学们从前面走过，眼睛扫一下，脚步不停。

这事传回了家，父亲没说别的，只从代销店买回半斤饼干，说是我妹妹爱吃，顺道让我拿着去看楼下小孩。

我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削铅笔，铅屑一圈圈落在脚边，我心里的劲头像牙齿顶破口。

这劲头不是怨，是一种不甘心的热。

我跟父亲说，我不想继续读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一半疑惑，一半平静。

“你想做啥？”

“当兵，去闯闯。”

“去就去，路要自己走。”父亲把手边的搪瓷缸递给我，里头是刚泡的茶，“端稳了。”

母亲在旁边抹了一下围裙，没说话，只把我旧衣服翻出来，叠得齐齐整整，又把那支英雄笔塞进我的裤兜。

“别嫌它旧，写信能用。”

我笑，“妈，晓得呢。”

这句方言一出口，母亲才像真正松了口气。

报名那天，操场上风大，旗子哗哗响，手心冒汗。

排队时，前面有个小伙扭头问我：“紧张啊？”

“还行，走一步看一步。”

他说：“行，你这人看着憨，心里有杆秤。”

我笑，没接话。

我不写那些号得紧的词，我当时就是觉得，人得往前走。

到了部队刚开始，我不太会说话，凡事跟着做。

起床叠被子，班长说“豆腐块”，那真是豆腐块，边角要立住，抚平的时候手心得干净。

我一开始叠得皱，班长不急，把自己的被子解开，递给我，“跟手学一遍。”

我照着做，指甲缝里都是毯毛。

我心里想起家里那床旧被，花色洗淡，母亲每年都拿梳子把毛梳顺，冬天才不扎人。

我叠第三次的时候，边角才有了点样子。

晚上熄灯后，我把英雄笔掏出来，在小纸片上写了几句，字挤在一起。

“我挺好，别担心。”

寄出去第二周，母亲的回信到了。

“家里一切都好，楼上奶奶问你信是不是寄了，代销店来了一批新的花布，说好看。”

看到“好看”两个字，我笑出声，同铺的老兵被我逗了一下。

“笑啥呢？”

“我妈说花布好看。”

老兵“啧”了一声，“娘们爱花布，那是过日子的心。”

我心里“嘿”了一句，“你这嘴也不忒抹油。”

训练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修理收音机。

班里有个坏掉的老式收音机，旋钮松，发出沙沙的噪音。

我找来螺丝刀，小心翼翼把后盖拆开，吹掉里面的灰。

灰里有一股子老木头味儿，像我家书柜底层那股陈年气。

我把线路扶一扶，把松动的焊点仔细焊牢，声音忽然清了，播音员的腔调从屋角飘出来，跟晚饭的米香掺在一起。

我摸着收音机的木壳，心里很踏实。

我不是个会说漂亮话的人，我的满意从来藏在手上。

写简报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班长让我每周写一张，贴在板报上。

我不敢写大话，就写“炊事班今天换了菜谱，馒头发得更松软”“仓库用了新标签，东西找起来快”。

那些小事被人一念，人群里就冒一阵笑，笑完继续忙。

我慢慢知道，写字的用处不光在纸上，也在让人觉得日子在往前。

年末评比，我被点了名字，说肯吃苦，手脚细，心思稳。

我心里那口阴霾像被风吹散。

我知道，那个停学的影子没完全不见，它换了个位置，成了提醒我别把事做糙的手。

第一次寄津贴回家，我把钱夹在信里，写着“请母亲收”。

母亲回信不多话，只说：“钱收了，给楼上两口子换了新门帘，剩下的攒着。”

我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晚上摸着那信，心里像被猫尾巴扫过。

我是个爱留物件的人。

搪瓷缸在我床头，英雄笔在衣兜，两个东西跟着我转。

有时候晚上打水，我端着缸走到水房，听见水滴答答，心里就安静。

人呐，手里有个稳当的东西，心就不那么乱。

几年过去，我从别人手下做起，慢慢成了能带一小组的人。

我学会了在别人不顺的时候先看自己哪里没安排好。

我也学会了在别人没说出口的时候递一块手帕。

我不善于讲大道理，但我知道，干净的被子和整齐的工具能让人觉得被尊重。

复员的时候，街道上给我开了介绍信。

有人说，让我去工厂试试。

工厂门房守着一只老花猫，躺在门槛上晒太阳，肚皮一上一下。

厂里地上有油渍，墙上贴着“安全生产”的标语，字被风吹褪了色，边上有被手指抠出的白灰。

我去的时候，厂长正站在车间里看人干活，袖子挽着，胸前兜上别着一支红笔。

“你来做啥？”

“啥都行，先从库房干起。”

我说话平平，心里其实比当年报名还紧。

库房是个好地方。

你得记住每个零件的名字和位置，得知道谁用得快谁用得慢。

我把库存本从头理到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了记号。

我把架子上的灰擦了，拿粉笔在地上画线，标出通道。

这都不难，就是细。

中午吃饭，我坐在墙根掰馒头。

老库管坐我边上，看了我一眼，说：“年轻人，手脚利索。”

我嗯了一声。

“俺这人嘴笨，你别嫌。”他接着说，“俺看你像能成活儿的。”

我笑，“承你吉言。”

这句方言一出口，老库管也笑了，“小子，还会说。”

我接着写简报，这次贴在厂里的公告栏上。

我写谁谁的扳手用了二十年还亮，我写铆工老王指甲缝黑黑的却把活计做得比白纸还平。

我写工会拿来一台黑白电视，周五晚上七点半开场，大家坐着看，笑声从车间门口一直蹿到门外槐树下。

厂里的人认我的字，跑库房找我借东西时，顺嘴说：“小王，给我来两盒螺丝，顺便把你那笔借我写两下。”

我把英雄笔从口袋掏出来，捏住笔帽递过去。

“轻点儿，它有年头了。”

“你这人，跟护娃娃似的。”对方笑。

“心头物，不能糟践。”我也笑。

我还学会了拿尺子量人心。

来借东西的人，急不急、急在哪儿、能不能等，都写在脸上。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别怕事多，怕的是心散。

有了这些，大概也就有了后来一些“出息”的影子。

厂里评先进，名字里有了我。

厂里组织去外厂交流，也把我拉上。

一次来了个外厂的女教师，带队参观。

她站在人群里，脸熟。

我一愣，认出来，是小周。

她也看见我，眼神里先是一惊，随即是笑。

那笑不是尴尬，也不是打量，是一种“哦，原来如此”的舒坦。

人群里我们只是点点头，各忙各的。

她在笔记本上记东西，字还是不匀，但比从前稳了许多。

我站在堆满木箱子的库房门口，讲我们如何给零件贴码。

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尘埃上，尘埃里的光像细盐。

我说话不快，心里却安。

交流会后，她走过来，“你的字，还是一样。”

我笑，“你的字，比以前好看了。”

她把笔别在耳后，“那时候，多谢你。”

我摆摆手，“过去的事，过去了。”

她点头，“是，过去了。”

这话像把门轻轻带上，里面是温，外面是风。

那天我回家，给母亲讲起这事。

母亲一边剥蒜一边听，手下不停。

“人好，路就好。”她说。

我应了一声“嗯”。

这一声“嗯”，从嗓子眼里滚下去，落在心窝上，稳。

工厂里慢慢有了新变化。

我们换了新的货架，开始用电脑登记。

年轻人来了，穿着干净的球鞋，口袋里先是BP机，又过了两年换成了小灵通。

我也换了笔，不是换掉英雄笔，是在它旁边多放了一支。

英雄笔偶尔刮纸，我就把它拿出来在白纸上画圈圈，墨淡了加墨，像喂老友。

有一天，厂部说要选一个人去市里上培训班。

我被点到。

那会儿我已经结婚。

媳妇是会计小刘，眼睛亮，算盘叮叮当当地走，声音让人放心。

她说：“去吧，学了回来，咱也跟得上。”

我说：“家里你忙得过来？”

她笑，“我不还是我嘛。”

我心里一热，热不常有，一有就珍惜。

培训回来，我把库房管理流程画成了图，贴在墙上。

来的人一目了然，谁看谁懂。

厂长拍了拍我的肩，“你这人，安安静静，干出来的东西，一点不含糊。”

我笑，不多话。

这笑里有过去所有那些小被角、大门帘、搪瓷缸和英雄笔。

班上的老同学各自有了日子。

有的当了老师，身上有粉笔灰，有的开了修车铺，手指甲缝里永远有一点黑，有的在社区做事，认识小区里每一扇门的声音。

我们偶尔聚在一起。

有人调侃我，“老王，算是班里最先混出点样的。”

我摆手，“啥样不样，都是日子。”

他们笑，“你这嘴，还是那个味。”

有人问我当年的事，我只说，“那时候年轻，心里有杆秤。”

大家“哦”了一声，没再追。

我喜欢这种不过分掀盖的相处。

我把那张当年的“谢谢”纸装进了相册。

每次翻到那里，我都停一下。

字迹斑驳，墨水有的地方渗进了纤维，像树的年轮。

那张纸提醒我，人在场，才叫担当。

有一年中秋，我带儿子去代销店的旧址转转。

代销店没了，换成了一个小超市，货架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袋子。

儿子问：“爸，这里有你小时候的味道吗？”

我笑，“味儿不在店里，在人嘴里。”

我给他买了瓶汽水，拧开，咝地一声，气泡往上冒。

“喝吧，甜。”

他咕嘟咕嘟喝，我看他喉结一上一下，像我年轻时的自己。

回家路上风正好，我们走过曾经的学校围墙，墙上长了一些苔。

我停了停，摸了摸墙，粗糙的，手心里有点凉。

我的手掌里从前抓过什么，现在还握着。

家里桌上摆着那只搪瓷缸，缸沿上那条裂纹还是那条裂纹。

我把它刷干净，放回原处。

我拿起英雄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把事做好，把人做好。”

写完我自己笑了，觉得像口号。

我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慢慢来，别着急。”

那句才像我。

我给儿子削铅笔，握着小刀，顺着木头纹理一圈一圈削下去。

卷起来的木屑像一圈一圈薄薄的月亮。

削到笔尖露出一小截铅，我停手，轻轻弹掉末端的木刺。

我把铅笔递给他，“试试，好不好使。”

他在本上写了两笔，抬头说：“好使。”

我“嗯”了一声，这“嗯”，是定音。

那年冬天格外冷，厂区的蒸汽管上白雾一茬一茬。

我照常七点到库房，先把门口扫一遍。

扫帚杆子摸上去冷，我手心出汗，汗一遇风就凉。

我在门框上钉了两个小挂钩，把出库单和入库单分开挂。

来的人顺手取，少走回头路。

小事，省劲。

我心里的盘算越来越踏实。

有人来借特殊型号的螺母，我顺手就从第三排第二格拿。

他笑，“你这脑子，像算盘，拨拉两下就对上了。”

我笑，“不敢当，都是常记。”

日子像串珍珠，穿起来才显得亮。

那年正月里，母亲把压在箱底的旧花布拿出来，做了两套枕套。

她说：“这布，等你当年上学时攒的，兜兜转转，现在用上。”

我摸着布，那种棉的触感让我想起代销店的玻璃柜，想起母亲说“先吃饭，饭凉了人更凉”。

我给她装了新灯泡，屋里亮了许多。

她眯眼看灯，说：“亮。”

我说：“亮。”

两个人对着笑，笑里有好多年的东西。

厂里换了一批新设备。

新设备带来的不是多大的轰动，是一条条细则。

安全帽的系带要紧，工作服要扎进裤腰，材料车走线不能压到黄色边。

年轻人适应得快，老同志不爱改，我就挨个去说。

我不讲大道理，我讲哪里省力，哪里少返工。

慢慢地，大家就觉得，这样做也挺顺手。

厂里的气儿也变了，午后的车间不再乱堆乱放，地上的油渍被清理掉，墙上贴了防火图，再没有人随手把烟头往地上一弹。

我心里有一种站稳的感觉。

不是说我有多大能耐，而是这些细微事攒久了，像一条被缝密的缝，耐拉扯。

同学会那年，是九十年代末。

大家聚在老饭店，门口大红的塑料帘子掀来掀去。

有人背着双卡收录机放轻音乐，桌上摆着两瓶汽水和一盘花生米。

大家问起彼此，谁家添了口人，谁换了单位，谁在上夜校。

轮到我，大家笑着说：“你这最稳，家里有数，单位也有数。”

我说：“都是日子。”

他们说我这句是口头禅，我也不否认。

饭到半程，我把那张“谢谢”的纸从相册里取出来，放在内口袋里，没有拿出来。

不是藏，是不想让它成了话题。

那是我自己的一盏小灯，照着就好。

散场时小周跟我点点头，手里拎着一袋苹果。

我说：“回去路上慢点。”

她说：“好。”

她走得不快，鞋跟轻轻点着地。

我站在饭店门口，看霓虹灯一闪一闪。

那种光与我读书时代的煤油灯光不同，亮是亮，心里的影子却一样被光顺了顺。

那几年，我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

周末我儿子在家写作业，我给他放磁带，是评书，是歌。

他写写停停，抬头看我，我就把音量往小拧一点。

他低下头继续写。

我看他握笔姿势不对，轻声说：“笔别抓太紧，手会酸。”

他“哦”了一声，我看他改了一点。

我心里想起我第一次练字，父亲在旁边说“别急，慢慢来”。

有些话，代代相传，是因为它不自带锋利，只有温度。

那年我被评了“优秀员工”。

厂里给了一张红底的奖状，一台电热水壶。

我把奖状贴在屋里，电热水壶放在灶台边。

母亲每次烧水，都夸这壶好用。

我笑，“好用就行。”

媳妇在旁边理账，拿铅笔在本上打勾。

她抬头看我，眼神是“知道你辛苦”的那种。

我心里热了一下，热过就安。

隔年，厂里有个项目，要我带几个人去仓整一个老库房。

老库房堆了十几年的杂货，光打开门就呛人。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英雄笔，又看看手里那串新配的钥匙，觉得像握着过去与现在。

我们先把要用的绳子、标签、取货单摆好，先标记，再搬运，再清点，再入账。

第一天灰尘最大，我戴着口罩，嘴里还是尝到一股苦味。

有人开玩笑，“小王，灰吃多了要长个儿。”

我扯了扯口罩，“长不了，我这岁数，长心眼就行。”

大家笑，手上的动作更利索了。

三天后，库房像变了个样。

架子按尺寸排，过道留出一米二，紧急出口标上箭头。

我拍了照片贴到公告栏。

大家路过看一眼，说：“行，像样。”

夜里回家，儿子睡了，我在桌边坐一会儿。

英雄笔在灯下有一圈淡光，搪瓷缸的裂纹在那光里更明显。

我伸手摸了摸缸沿，像摸一条旧疤。

我知道所有这些，不是一下子来的。

是很多个“先吃饭”“端稳了”“慢慢来”的日常堆起来的。

有一次，我和父亲去旧货市场。

父亲看上了一只老式的木凳子，凳面有一道裂。

卖家说便宜点拿走。

父亲蹲下来，用指尖抠了抠裂缝，站起来说：“还结实。”

我问他咋知道。

他说：“木头干透了，裂得稳，坐得住。”

我笑，说：“爸，这话像你。”

他也笑，“像就好，坐得住。”

那天我没买东西，回家路上觉得手里不空。

人有时候不需要拿着什么，拿着话也够。

过了几年，厂里有了新管理。

年轻的主管来，做事利落，嘴也利落。

有人不服，我在旁边看了几天，觉得这小伙子心里有数。

我主动把库房的流程图拿给他看，讲哪里还可以再细。

他笑着说：“老王，你这图，要是上电脑再画一遍，留给新人，多好。”

我说：“行。”

他递给我一张纸，时间和地点写得清清楚楚，让我去参加内部电脑培训。

我那时对电脑只知道开关机。

坐在教室里，老师讲鼠标拖拽，我手心冒汗，出汗就滑，滑了就抓不牢。

我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别急，慢慢来。”

两周后，我把流程图画在电脑上，颜色分明，箭头方向也规矩。

主管拍了拍我的背，“好。”

我心里“嗯”了一下。

这“嗯”，像小时候父亲放在我肩上的那只手。

又过了两年，小周带队来我们厂第二次交流。

她站在门口看了会儿公告栏，目光落在那张流程图上。

她说：“你们做得很细。”

我说：“细，就稳。”

她笑，“是。”

她说他们学校新办了一个兴趣社团，让学生去社区做志愿服务，教老年人用新手机。

我说：“好事。”

她点点头，说：“学生也长心。”

我们站在门口说了会话，都不多。

话到点子上就停。

我喜欢这种分寸。

那年，我的儿子升学了。

他成绩中不溜，但他有他擅长的手艺。

他喜欢拆拆装装，喜欢把坏掉的闹钟修到走起来。

我看他，就看见当年修收音机的我。

我对他说：“不怕起点普通，怕的是手散心散。”

他点头，嘴角压着笑。

家里桌上那只搪瓷缸，已经不再用来端热水。

我把它洗干净，插了几枝花。

春天是海棠，秋天是菊。

有客人来，说这缸好看，带着旧时味。

我说：“是，陪了我好多年。”

客人说：“你这个人也讲究。”

我说：“我不讲究，我是认。”

我认一个稳字。

我认事要过手，话要过心，饭要热着吃，汤要慢慢喝。

我认这世界不必争高声，但可以把每一件小事做得顺眼顺手。

单位那边评“师带徒”，让我带两位新来的库管。

一个姑娘，一个小伙。

姑娘做事细，写字好，小伙力气大，动作快。

我第一天就给他们各发了一支普通钢笔，再从抽屉里拿出英雄笔。

我说：“这支，跟了我很多年。你们用新笔。它在这儿看着你们。”

他们笑，说：“可不敢用你的。”

我说：“用也行，轻点。”

他们拿在手里掂量，像接过了一个讲故事的老物件。

我带他们从认货架开始，认标签，认通道，认单据的顺序。

我不讲太多的“应该”，我讲“这样做为啥省力”。

一个月后，他们能独立值一班。

我站在门口看他们忙而不乱，心里像被秋阳照了一下。

那种亮不是炫，是暖。

我对他们说：“别怕错，错了别推。”

他们齐声“好”。

过节的时候，我拎着两袋水果回老楼。

楼上奶奶不在了，爷爷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手背上的青筋更明显。

他看见我，笑，“小王回来啦。”

我把水果递过去，“给您尝尝新的。”

他说：“日子好啊。”

我说：“好。”

他看了看门梁，“当年你换门帘的时候，还顶着这梁。”

我仰头看，铅笔的“1978.9”还在，颜色浅了。

我说：“在，就好。”

他点头，“在，就好。”

两个人对着梁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各自的往事。

我下楼时，握着扶手，扶手被一层又一层手磨得亮。

我心里忽然明白，有些亮，是岁月磨出来的。

有一次，库房接到一批急件。

卡车晚点，工人等着用。

大家心里都急，脸上像抹了风。

我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卸货，一组核对。

我自己站在中间，像一个简单的轴，左右转。

我想起当年挡在小周前面时的那一下。

有些站位，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那一次以后我心里多了一根筋。

不抢镜，不躲闪，站在该站的地方。

搬到最后一箱时，大家都出汗，我也出汗。

汗顺着脊梁往下流。

卸完，天已经擦黑。

有人笑我，“老王，要不你去办公室喝杯茶？”

我说：“行，等我把这页单子打好。”

等我走进办公室，茶已经有人泡好，杯子里漂着两片柠檬。

年轻的主管对我点点头。

我也点头。

这点头里有明白，也有尊重。

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奖杯，上面刻着“可靠”。

我把奖杯放到最里面，把英雄笔放到最外面。

不是谁轻谁重，是谁更常用得着。

慢慢的，我开始在晚饭后写点东西。

不是文章，是记事。

哪天谁生病，我代了班，哪天哪个零件改了放置，哪天我儿子考了九十，哪天媳妇劝我别熬夜。

我写字还是平。

我喜欢“平”。

平让人靠得住。

儿子上高中后更忙，我有时晚上十一点还在等他回家。

我在客厅的老沙发上打小盹。

他开门进来时，我睁眼，说：“回来啦。”

他说：“嗯。”

我问：“饿不饿？”

他说：“不饿。”

我说：“睡吧。”

我起身把窗户掩上，月光斜着照进来。

我看见桌上搪瓷缸里插的菊花，花瓣开得慢，不张扬。

我对自己说：“好。”

偶尔有同学在微信上找我。

是后来了，手机也换了几代，微信头像一个换一个。

他们说：“老王，给我家孩子找个实习行不行？”

我说：“行，你把孩子的简历发过来。”

我不夸口，我能做的范围里，我尽量做。

孩子进了厂里做文员，坐在我曾经坐过的位子，对着电脑。

我走过去看他键盘敲得飞快，笑，“比当年我描方格快。”

他笑，说：“王叔，我多向您学。”

我摆摆手，“别，互相学。”

暮春的时候，单位组织去植树。

我跟年轻人一起挖坑，扶树，培土。

有人说：“老王，你歇歇。”

我说：“我行。”

我把土培好，把树绳系稳，用脚尖轻轻踩实。

我看着那小树杆站直，心里像见到了一个少年站直。

日子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我也不逞强，干了一会儿，去水壶那里喝口水。

水温温的，入口不烫。

我想起多年前母亲那句“先吃饭，饭凉了人更凉”。

我现在懂了更多，当时只懂个暖字。

我把杯子放下，抬头看天，云淡。

小周在不远的地方带着一群学生种另一排树。

她抬眼看到了我，远远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

学生们叽叽喳喳，年轻的声浪像燕子掠过水面。

我想，真好。

有一次，我请假回老屋收拾东西。

屋里那台老黑白电视还在，屏幕灰蒙，遥控器早没了，侧面有个拨盘。

我蹲下擦了擦灰。

我想起那时周五晚上七点半，大家看节目，看得欢。

我把电视擦亮，依旧只是摆设。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在就是意义。

我把当年的奖状捋平，又把英雄笔的笔杆仔仔细细擦了。

媳妇站在门口看我，笑，“你对这些真下力气。”

我说：“心里尊重它们，它们就不亏我。”

她点点头。

她是个不多话的人，但她懂。

我一直觉得，懂与不懂，跟嘴的多少没关系，跟心的安稳有关。

单位有个年轻人跟我说：“师傅，您怎么就不急呢？”

我说：“急也得做，不急也得做。”

他笑，“那还不如不急。”

我也笑，“不是这个意思，是手上要快，心上不要乱。”

他说：“哦。”

年轻人都聪明，点一点就通。

我愿意跟他们多讲一点，是因为有人曾经这样对我。

比如那位把被子解开让我重叠一遍的班长。

比如那个说“行，你这人心里有杆秤”的排队小伙。

这些话，我都当宝。

到了五十岁的门口，我的睡眠浅了，白天精神还行。

我晚饭后常去楼下转转，绕着树走两圈。

坐在石凳上，听小孩的笑声，听远处的车声。

我把手机音量开小，听一段旧歌。

风在树叶里穿，像水拂过。

我摸摸兜里的英雄笔，习惯了。

有人问我为啥不换一支新的。

我说：“它跟了我从少年到中年，它见过我不顺也见过我顺。”

他们说：“有感情。”

我说：“大概。”

我不太会把感情说得很满，我怕满了就溢出来。

我更愿意把它放在手里，像握一截木。

有一回，我参加社区组织的讲座，讲的是“老物件的故事”。

有人拿来缝纫机，有人拿来闹钟，我拿来那只搪瓷缸和英雄笔。

我说：“它们让我记住两句话，一句是‘端稳了’，一句是‘慢慢来’。”

台下有位老人点头，有个孩子抬头看。

孩子的眼睛亮，像刚浇过水的小树叶。

讲完之后，有个年轻妈妈带着孩子过来。

孩子看着英雄笔，问：“叔叔，我能摸一下吗？”

我把笔递过去，“轻点儿。”

他小心地用指肚摸了一下，抬起头对我笑。

我心里一松，觉得把这笔带出来值了。

那天回家路上，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教导处的走廊风。

纸窗半掀，黑板报红纸角抖动。

我想起当时手心的汗，想起检查贴在红纸边上的醒目。

那些事，如今再想，已经不扎手。

它就像木纹里的深色，存在，不刺眼。

我在路灯下走，影子在地上拉长。

我的脚步没有急，我知道该回去。

家里那张桌，桌上摆着搪瓷缸。

缸里插着两枝花，一枝斜一点，一枝直一点。

像两句简简单单的话，配在一起，刚好。

某个工作日的午后，我去工会的小会议室开会。

墙上挂着年年换的新日历，纸边还是硬的。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玻璃能看见厂区的榆树。

风一来，叶子同时朝一面偏一下，又一齐回到原位。

会上说到“传帮带”的总结，把我的名字唤了一遍。

我站起来，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谢谢大家”，第二句是“还是那些老话，手要细，心要稳”，第三句是“该年轻人上时，就让年轻人上”。

我坐下，掌声一阵，不响，也不虚。

会散的时候，年轻的主管走过来，说：“老王，晚上我替你值一班。”

我摆摆手，“不用，我还行。”

他笑，“行，你说行就行。”

我笑，心里想，年轻人也稳了。

回家时天色尚亮，路边小摊摆了新鲜的黄瓜。

我买了两根，夹在腋下，像夹了两卷图纸。

我上楼，钥匙轻轻转进门。

屋里有饭香，媳妇在厨房切菜，儿子坐在桌边翻书。

我说：“我回来了。”

他们一齐应了一声。

我把黄瓜洗了切条，摆在盘里。

我端起搪瓷缸，给每个人倒了点水。

水在缸里转了一圈，缓缓停住。

我看着他们，心里把一个字写了三遍。

“稳。”

夜深一些，我拿出那张“谢谢”的纸。

我把它平平放在桌上，灯光把纸边照出一道薄薄的亮。

我伸手摸了摸，纸有点硬，纤维还牢。

我不再去想它当年的前因后果。

我只想，它让我在一个午休时刻做了一件不算响亮却正当的事。

后来的一切，好像都在那一次的后面，排成了一条路。

路有直也有弯，弯里有风，直上有阳。

我把纸收好，放回相册。

我看见相册里还有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有父母年轻时站在代销店门口的合影。

母亲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两个梨。

父亲把搪瓷缸放在脚边。

我想，那时他们也在想着日子。

只不过没说出来，他们的手在说。

第二天，我早起一个钟头。

把库房的钥匙在手里掂了一下，掂出一个习惯的重量。

我拿出英雄笔，写了今天需要采购的清单。

字一排一排落下去，像往地上摆砖。

我把纸吹干，叠好，塞进口袋。

出门时我对自己说了一句。

“端稳了。”

风从走廊尽头过来，像多年前。

我穿过风。

我知道，前面还有要做的事。

我也知道，做这些事不需要大声。

需要的是把每个地方拧紧，拧到位。

到位，心就稳。

临近傍晚，我在库房门口削了一支铅笔。

削到笔尖露出一小截铅，我停手，轻轻弹掉末端的木刺。

我把铅笔放进抽屉，关上，听见轻轻的一声。

那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又落在很近的地方。

我抬头，看见窗外的天色渐蓝。

有人在远处喊我名字，声音穿过一排排货架，像从旧时光里走来。

我回头，笑着应了一声。

“在呢。”

这一声，在心里也应了一下。

在呢，就挺好。

我站了一会儿，又走回工作台前，把手里的单据理顺。

我把最后一张纸压在最底下，把日期写清楚。

我把英雄笔盖好，把搪瓷缸端正。

我停顿了一秒，像对自己点头。

然后我关灯，拉门，转身。

走廊里风又来了一阵，轻轻的。

我迈了一步。

脚下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