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的一纸核查通知，搅动了国内医疗圈的平静。

5月15日，四川省卫健委向多地卫健部门下发《关于对举报材料进行核查的通知》，直指贵阳新天药业成都分公司涉嫌向省内37家医院的上百名医生输送商业贿赂。举报材料中，从虚假病例收集到高额讲课费，从宴请医生家属到邮寄礼品，行贿手法被逐条曝光，矛头覆盖成都、绵阳、广安等多家医疗机构。

风波之下，涉事医院的回应却出人意料。达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新京报记者明确表示：举报信提及的医生“在员工名单中并不存在”，并强调这家去年刚成立的医院“往年也没有相关医生”。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回应则更为谨慎，称“正在核查中”。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广安市人民医院则以“不知情”作为答复。

而涉事药企则摆出防守姿态，其证券部工作人员称：“公司运营合规，相关信息不实”，并指出该企业“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虽然真相仍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但这场风波再次撕开医疗腐败的一道裂口。37家医院、超过百名医生被卷入举报漩涡，一个老问题再度浮现：为何反腐利剑高悬多年，医药贿赂的毒藤仍能“野蛮生长”？

早在2013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明确医疗卫生人员的行为准则；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发布《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2022年6月，九部委印发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工作要点，要求深入开展医疗领域乱象治理。2023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个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门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彻查医药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政策的篱笆越扎越紧，腐败的毒藤却仍在缝隙里疯长。

2023年，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在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发表了一篇题为“Understanding medic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mixed-methods study（中国医疗腐败的基本特征和反腐败成效）”的文章，用研究与数据解开了我国医疗腐败的乱象：在从中国裁判文书网(CJO)收集的2000余起医疗腐败案件中，受贿案件占比高达68.1%，而其中药品相关腐败独占三分之一！

图源：doi.org/10.1093/heapol/czad015

数据显示，79.8%的受贿主体是医疗机构,88%的行贿来自于药品供应商。而访谈结果显示，其工作人员受贿的原因主要是“正常收入较少，经济压力大”。一些医生抱怨，自己的工资奖金太低，不够养家，只能“想办法赚外快”。此外，部分医生指出，最初自己也不想收回扣，但迫于来自于周围同事的压力不得不妥协，“不收显得不合群，容易被孤立”。

其实，对于一些医药企业来说，医院的“关键少数”才是他们的“主攻对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药品、器械能否进入及卖多卖少的操作权在医院，一些企业不惜花重金对拥有决定权的有关负责人开展行贿公关。因此，（此类案件）查处的受贿人大多为医院领导和具有处方权的科室负责人或骨干医务人员。

随着医疗反腐的开展及监管力度的加强，一些药企的“攻关术”也随之升级换代，行贿手段也愈加隐蔽。正如一位网友调侃：这种风气就像病毒变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20年中纪委发表的一篇文章曾指出：治病要去根，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要求，围绕医疗卫生领域突出问题深入整治。

然而，时至今日，部分医疗腐败案件仍未能做到将行贿方与受贿方“一锅端”。这种“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作风，无疑将助长腐败土壤的滋生。

当受贿者继续手握处方权，行贿者只需换个马甲，灰色交易便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

今年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医药代表张某猛为推销复方黄柏液，十年间向山海关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妇产科主任孙某梅，以及药房主任及皮肤科医生分批行贿36.5万元。最终张某猛因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图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图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耐人寻味的是，医学论坛网查阅该院官网时发现，被指控收受张某猛贿赂的孙某梅（职称为副主任医师）至今仍担任院长助理兼妇产科主任职务。

图源：山海关人民医院官网截图

这种“行贿者入罪，受贿者无恙”的割裂并非孤例。2020年，新晨医药行贿案曝光，其母公司恒瑞医疗回应：“此事件是子公司员工个人行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这种套路已成行业明规则：基层员工当“替罪羊”，企业总部稳坐“免责区”。

当法律利刃穿不透企业的铠甲，“源头防腐”便成了纸面宣言。

更值得警惕的是，张某猛案中暗藏行业痼疾的密码：从“统计处方数量”的统方费，到借“药品推广”之名的现金回扣，这些看似日常的商务操作，实则已踩进法律雷区。那么，又该如何回避？

对于医生来说，如何预防商业贿赂披着“合规”的外衣，潜入日常的医疗工作中？2025年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该指引直指九类高危场景——看似寻常业务往来，实则是刑法明令禁止的商业贿赂雷区：

学术交流：本是药企与医生沟通用药经验的重要渠道，却常被异化为贿赂温床。

业务接待：正常的业务接待本应限于“必要、合理”范围，但当宴请对象扩展至医生家属、娱乐活动升级为高尔夫球场或私人会所时，性质就已变味。这种形式已成为部分药企“曲线围猎”的选择。

咨询服务：本是企业购买专业意见的合理支出，却被部分药企异化为行贿工具。在一些相关案件的审理中发现，所谓 “咨询” 不过是掩盖贿赂的幌子，仍难逃“行贿”的目的。

外包服务：通过第三方公司“洗钱”是药企常用手段。部分药企将药品推广业务“外包”给关联公司，后者再以“市场调研”“患者回访”等名义套取资金，最终以现金形式回流至医生手中。

折扣佣金：本是市场常见促销手段，但当折扣比例与处方量挂钩时，就沦为“带金销售”。这类“销量-返点”的直接挂钩，本质是用金钱购买处方权，严重破坏医疗公平性。

捐赠赞助：常被药企用作长期投资。表面看是公益行为，实则通过设备绑定耗材销售，形成长期利益链。此类行为在多地专项整治中被明确列为“变相行贿”。

设备投放：“无偿投放医疗设备”看似惠及医院，实则暗藏玄机。这种“设备换耗材”的模式构成“对单位行贿罪”，因为医院实质上被迫接受了不公平交易条件。

临床研究：本是药品研发的科学环节，却被少数企业用作行贿渠道。这种“数据造假换利益”的行为，不仅误导医学决策，更构成刑事犯罪。

零售终端：在零售药店场景中，“统方返点”成为新风险点。这类行为看似金额不大，却直接影响药品销售导向，导致患者用药选择被商业利益扭曲。

合规不是选择题，而是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的“生命线”。对企业而言，唯有将合规要求嵌入每个业务环节，从学术推广到设备采购全流程设防，才能避免“赚了销量、丢了自由”的悲剧。毕竟，医药行业的价值底色，永远是“健康所系”的初心，而非利益交换的算计。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拍老师

审核：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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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源：CMT